□政策的特殊性是什么？
　　■引導性政策為主

　　曾鳴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無疑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極大發展，但是配合這種體制下的環境立法缺位、村集體經濟及行政權力的弱化、單個家庭及個體行為的極大自由化，使得已經成了“公共事務”的環境治理既缺乏強制性機制又缺乏激勵性機制。

　　農村生產行為量大而分散的特點直接導致污染源和污染主體分散，點對點的政府環境管理手段實施起來成本巨大，對諸多小型企業采取逐一監測的方法必將帶來沉重的行政負擔。“所以，政府管制性環境政策應向引導性環境政策轉變，使農民自覺采取有利于環境的生產方式。”曾鳴認為。

　　政策制定者表現出與曾鳴一致的態度。“懲罰和限制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必須制定有利于農民的激勵性、鼓勵性政策。”

　　孔源說。而事實上，現在農村開展的“以獎促治”、“以獎代補”等政策正是一種體現。

　　孔源說:“若簡單將工業排污收費的辦法直接搬用到農業源污染減排上，就顯然缺乏可操作性。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大背景下，對農業源污染控制應更多地采取支持、鼓勵、引導的手段。”

　　而如何利用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農業科學發展，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成了農村環境政策的著眼點。“加強對包括畜禽養殖在內的農業生產活動的環境監管，推動其污染防治工作，都是為了促進我國農業盡快向現代化、高效、生態農業轉變，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村和農業的生態文明水平。”孔源對記者說。

　　□手段的特點有何不同？

    ■培訓宣教很重要

　　農村環境污染的特征決定著管理體制建設的必要性。采用工業點源污染的管理模式，即便鄉鎮一級環保機構比較完善，在面對地廣人稀的農村和時空分散的面源污染時，也會因成本過高而力不從心。

　　在農村和農業的減排手段上，宋國君認為，培訓是減排手段，宣教也是減排的手段，減排除了工程建設和結構調整，還應該前置至農民的觀念轉變上。

　　正在開展農村分散式污水處理研究的同濟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所長楊海真教授認為，農民這個群體有一個特點，即很難輕易改變自己固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他曾經努力尋找單戶農民，希望能夠有人配合他開展實驗:在農戶家里試驗分散式的污水處理設施，每個月給農戶1000元錢，但至今仍然沒有找到實驗對象。“哪怕給農民經濟補償，但只要你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們就不愿接受。”楊海真感慨道。

　　資料顯示，全國農村每年產生90多億噸生活污水、2.8億噸生活垃圾，其中大部分未經處理隨意排放。全國4萬多個鄉鎮約60萬個行政村，絕大多數沒有環保基礎設施，這成為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塊短板。“集鎮生活污水處理也應該成為農村減排的重點。”楊海真說。

　　仍以生活污水處理為例。楊海真認為，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對于居民相對集中的地區，可以采用集中式污水處理，這與城市污水處理基本相似；而對于分散的居民，則要合理利用當地資源，如濾池采用秸稈做濾料、混凝采用植物提取液做混凝劑等手段，以降低成本，提高可行性。

　　“但即使成本并不高，也面臨一定的困難。”楊海真說，“在城市，污水處理似乎與個人關系不明顯，但在農村，污水處理與每一戶人家都有直接的、明顯的關系，要調動起每戶人的積極性比較困難。因此，農村生活污水處理尤其是分散式污水處理必須由政府主導，由政府出資，由政府開展宣教，否則很難推進。”

　　“這也體現在種養結合和科學種植上。化肥的面源污染不好監測，但是施肥量的數據可以統計。因此，從源頭對農民開展培訓、加強引導，都將為農村和農業減排，以至整個農村的生態環境保護起到積極作用。”宋國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