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創辦華為那年，在深圳的注冊資本僅為2.1萬元；王石的第一桶金來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來發現了更賺錢的換匯倒賣活動，沒準會和劉永好爭奪飼料大王的頭銜……

　　創業，創業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他和以往一樣，拎了一瓶開水，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人民日報》。一般說來，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他后來回憶說，看到一篇關于如何養牛的文章，激動不已。因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刊登的全是革命、斗爭，從消息到社論，無一例外。而手頭的這張《人民日報》，竟然刊登起養牛的文章，看來氣候真是要變了！”

　　吳曉波后來和助手在上海圖書館里，找遍當年的《人民日報》，只找到一篇介紹養豬經驗的文章。是養牛或者養豬現在看來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柳傳志在這個寒冷的早冬，感覺到了時代微妙的變化。他后來創辦了一家叫聯想的公司，由一位工程師而轉型為成功的經理人，然后又以中國式的智慧讓企業順利完成了資本人格的改造，進而并購了IBM公司的全球PC業務，開始新一輪的國際化擴張。

　　柳傳志當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真正改變他命運的，是一個有著堅忍耐力和果斷頭腦的小個子四川人。當面臨重大決定時，鄧小平喜歡一個人默默地在屋里抽熊貓牌香煙。他在這一年當選全國政協主席，隨后主持了全國科學大會，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日后，他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有解放軍代表任正非。他正為父親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黨發愁。10年后，他和幾個朋友在深圳創辦了注冊資本僅為2.1萬元的華為公司，在一片爭議中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積累。華為如今已成為中國第一流的電信設備供應商。

　　27歲的王石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深圳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來發現了更賺錢的換匯倒賣活動，他沒準會和劉永好兄弟一起，爭奪飼料大王的頭銜。劉家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高考，都上了分數線，卻因為“出身成分”不好沒被錄取，他們一氣之下去辦養殖場，日后一度成為中國的首富。

　　在1978年，這些日后叱咤風云的企業家，都還是默默無名的小人物，而華西村的吳仁寶已經是全國聞名的干部。幾年前，當全國還在高調學大寨的時候，他就偷偷在村里辦起了小五金廠，而那時，外面正在“割資本主義的尾巴”。這種不受保護、偷偷摸摸辦起的小作坊，在浙江蕭山、天津大邱莊都已經存在，他們的創始人分別叫做魯冠球和禹作敏。

　　“很多時候，改革是從違規開始的。”一位溫州的干部告訴吳曉波。這個沿海小鎮以低調實踐在改革中嶄露頭角。吳曉波說：“你可以反駁他，打擊他，蔑視他，但是無法讓他停止，因為他幾乎是在代替歷史一字一句地講出這句話。”

　　產權，產權

　　創業伊始，柳傳志沒打算割斷聯想與計算所的血緣關系，公司的啟動資金20萬元來自計算所，聯想是“國有企業”，公司可以無償地使用計算所的研究成果、辦公室、電話和所有資源，公司員工可以在計算所享有專業技術職務和工資晉升的權利。

　　直到1988年，產權意識才在企業家身上蘇醒。這年，九龍街頭的香港商人呂譚平接到柳傳志的電話，邀請他共組香港聯想公司。不為人知的是，新公司另一大股東公司的董事長，正是柳傳志的父親。此后十幾年里，許多國有企業都在悄悄進行這樣的改造：通過引進私人投資者，組建一個產權清晰的子公司，形成一個新的資本操作平臺，來推動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資本運作。在這個過程里，一切公開的或者灰色的資本組合都可能產生。

　　在杭州郊區的一片稻田邊，魯冠球也在考慮自己與企業、政府和工廠的關系。禹作敏說過魯“太油滑”。魯冠球已經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職工和經營者對資產的終極要求。誰也不能保證有一天，鄉政府一紙公文讓他走人。他沒有急于把廠子歸入自己名下，而是把企業評估資產的一半歸鄉政府，另一半歸“廠集體”所有。于是，他獲得了企業的絕對控制權，卻并沒有喪失集體企業的性質。這也為日后的一系列產權運作留下空間。

　　王石的萬科在1984年組建后，一直與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摩擦不斷。得知深圳政府要在國營公司系統推行股份制試點后，別的企業害怕多一個“婆婆”不愿嘗試，王石卻主動請纓。他意識到，股份制改革是一個能讓萬科獨立自主經營的機會。萬科是幸運的，一年后深圳股市開張，萬科以0002號(當時的股票代碼)正式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