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北京報道 

    “剛下飛機，你的電話就打過來了。”作為一名著名區域經濟學家，楊開忠很忙碌，8月11日下午剛從青海調研結束回京開會，12日一大早又要奔赴廣西調研。 

    之所以忙碌，因為他除了作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教學工作外，還承擔了大量的重要科研任務，同時身兼諸多職務：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亞洲城市和區域研究會副會長，亞太和平科學網絡創始會員，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旅游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北京、福建、青海等省的政府顧問，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理事等。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全國的每個地方。 

    出生于南方的湖南省，寬柔和氣是他的特點；而由于長期生活在北方，身上又兼具北方人的豪爽，敢于直言是他的特點。 

    之所以敢言，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只是一個研究區域經濟的學者。”但是，跟其他學者相比，他研究區域經濟有著更為深廣的理論基礎和得天獨厚的條件。1983年9月至1985年12月，楊開忠師從我國著名地理學家林超、已故陳傳康教授攻讀自然地理學專業，獲理學碩士學位；1986年3月至1988年12月師從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尚清教授，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地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專業背景，讓他研究起區域經濟游刃有余。 

    作為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教授，楊開忠的民間知名度并不如國內一些當紅的明星經濟學家，但是近年來，他在區域經濟研究領域的成就卻越來越多地引起公眾關注。上文的調研報告，是其擔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之一。 

    就此報告出臺的臺前幕后，記者專訪了楊開忠教授。 

　　僅有萬元GDP能耗的數據還不夠 

    《中國經濟周刊》：您主持的這篇評估報告是不是中國的第一份關于生態文明的排序？為什么要做這樣一個排序？ 

    楊開忠：據我所知，關于各個省份的生態文明程度的排序，這還是第一份。 

    之所以要做這樣的排序，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是發展方式轉變的考慮。去年下半年發生金融危機以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是成為一項非常緊迫的全球性戰略任務。當前，美國等主要國家和地區都非常強調ET技術（能源環境技術）、低碳經濟等一系列綠色發展方式，我國進入十一五時期以來十分強調了節能降耗減排，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現在我們對中國各個省區進行生態文明排序，有助于改變我國目前各個地方在發展過程中，只一味、單純地強調GDP的傾向，將有助于各個地區的發展方式向生態文明的方向轉變。 

    其次是指標完善方面的考慮。關于地區的生態文明的程度，國家實施節能降耗減排以來，主要強調用萬元GDP能源消耗指標去衡量，這個指標非常重要，但是我認為還不夠全面，于是就考慮用單位生態足跡所支持的GDP來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在生態上是否文明，這將有助于更全面地衡量各個地區生態文明發展的程度。這是我們很重要的考慮。 

    《中國經濟周刊》：這個排序刊發出來以后，您估計各省市自治區看到后會有什么樣的反應？ 

    楊開忠：這個排序可以讓各個省市自治區看到自己的生態文明水平跟其他地區的對比，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在這個基礎上，（榜單）也許對他們思考將來的發展模式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激發作用。 

    《中國經濟周刊》：在這個排序中，我注意到北京市是排第一位的。而在2002年左右，北京的沙塵暴還讓很多人記憶猶新。在生態文明的排序中，北京為什么能上第一名？ 

    楊開忠：在我們這里，生態文明水平是指單位生態沖擊所對應的經濟產出。北京單位GDP對生態的沖擊要小一些，與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北京第三產業今年上半年已達74％以上）、產業技術水平、管理等各個方面都有關系。 
    
　　“僅有GDP是不夠的” 

    《中國經濟周刊》：我注意到這個排序并沒有按照東、中、西而得出生態文明程度的高低。像東部的遼寧、河北兩省，就處于低水平組；而中西部也有一些生態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地區。如何理解這種結果？ 

    楊開忠：這個排序的結果并不完全是按東、中、西的地理分布。這正好說明一個地方的GDP高，并不意味著這個地方的生態文明程度就一定好。上海的人均GDP全國第一，但是生態文明程度并不是排在第一位；而有一些地區很落后，人均GDP很低，也并不意味著其生態文明程度就高。因為一個地區不發展也不行。我們需要考慮GDP，但是僅有GDP是不夠的，必須考慮到地區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的沖擊，需要綜合考慮。 

    《中國經濟周刊》：大家通常都認為，西部的生態環境要比北京、上海好，為什么西部的生態文明程度還低一點呢？ 

    楊開忠：首先要理解我們排序講的生態文明程度，是單位生態沖擊所承載的經濟活動。一個地區生態環境的好壞，還受其生態是否超載影響，而在我們這個排序中不考慮這個因素，我們只考慮人的經濟行為在生態上是不是文明。一個地方的生態沒有超載，并不一定意味其經濟行為在生態上是文明的，因為后者考慮的單位GDP對生態沖擊，在一些西部省份，這個指標有的比北京、上海還要大。 

    生態環境和生態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不可能不發展，但發展要有文明的方式。 

    《中國經濟周刊》：生態文明比較落后的地區，也有不同的類型。您對這些生態文明的落后地區有哪些建議？ 

    楊開忠：生態文明比較落后的地區分幾種類型：第一種是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生態文明的排序也比較低。這類地區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因為經濟發展水平低，就忽視生態文明的發展程度。要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關系。第二種是經濟發展雖較落后，但生態文明相對較高的地區，如廣西，在發展過程中，也不能因為生態文明較高而忽視生態文明建設的問題。 

    上述兩類地區，都有可能存在忽視提升生態文明水平的傾向。現在全球都在強調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在這種新形勢下，一個地區的產品、服務的生態文明程度，已經成為能否獲取競爭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高瞻遠矚，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高度重視生態文明的建設。 

    第三種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我國是居中或者中等偏上。這類地區的經濟結構，資源消耗較高的產業所占比重比較大，應該去調整經濟結構，最大程度擺脫對資源、環境消耗的依賴。 

    《中國經濟周刊》：對于那些生態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地區，這個榜單算不算是個喜訊？ 

    楊開忠：那些生態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地區，應該意識到當地的生態文明程度高，只是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比較高，但是跟國際的先進生態文明地方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能放松生態文明的建設，應該繼續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也只有這樣，這類地區才能在國際國內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競爭中取得優勢，才能最終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周刊》：從全國看，目前生態文明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楊開忠：造成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主要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其次還有產業結構的不同，第三是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體制、機制的差異，是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簡單哪一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