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實現低碳的主體

　　氣候變化，已從最初的科學問題上升到了政治問題，再到最近幾年尋求增益機會的經濟問題，從而滲透到了社會發展的很多方面。

　　城市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行政單元和經濟生產的集中承載體，相應地也從氣候安全、國際責任和綠色增長等方面受到推動，承擔起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地方應有之責。

　　氣候安全一直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最原始推動力。IPCC分別在1990、1995、2001及2007年發表的四次正式《氣候變遷評估報告》，一次比一次更加科學地證明了人類活動對造成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
 

　　氣候變化反過來又嚴重影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如颶風、海嘯、干旱和洪水等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某些地區的人類生存甚至在幾十年內將直接受到氣候變暖的威脅。

　　城市一般分布在沿海地區或河流入?？?，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城市存在著巨大的氣候脆弱敏感性。哥倫比亞大學發表報告曾提及中國上海、巴西里約熱內盧和印度的孟買將是發展中國家中面臨氣候變化風險最大的三個超大型都市?？梢哉f氣候變化直接關系著城市的安全。

　　城市是人類活動的主要聚集地，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體。聯合國人居署指出，城市溫室氣體排放大概占據人類總排放的75%~80%，因此城市發起行動應對氣候變化也是其責任擔當的內在要求。

　　截止到2009年，世界上已經有1000多個地方政府在城市氣候保護運動（CCP）的影響下把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到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

　　中國正處于城鎮化高峰期，據2009年《城市藍皮書》報告，中國的城市化率達45.7%，已有超過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而且這個趨勢還要持續三四十年，在此期間預計每年有1500萬~2000萬農民進城，每年新建建筑約為20億平方米，每個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每年增長5%左右。

　　這都對城市的住宅、交通、醫療和教育等體系提出了更高的挑戰，如果城市新建城區無視低碳技術的應用，重復舊有模式，無疑會加重城市的“碳鎖定”效應，為未來的碳減排設置更多障礙。

　　因此，在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中國城市具有的可塑性也是機遇，應當順應目前的趨勢抓住時機引入新模式和新技術以降低城市的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這也是中國城市走低碳發展之路的內在要求。

　　另外，中國作為一個碳排放大國，已經在哥本哈根大會上宣布了中國的減排目標，提出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在中國自上而下的政策執行體制內，“十一五”的傳統經驗表明城市是位于節能減碳目標分解的末端，這意味城市更是肩負著實現國家目標的重要使命。

　　同時，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國內上上下下都對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挑戰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探討。因此中國城市無疑處于一個挑戰與機遇并行的局面，抓住機遇先試先行是目前很多城市的意愿。

　　早在2008年，保定市就在世界自然基金會低碳城市項目的協助下開始探索保定的低碳發展之路，并于當年12月發布《關于建設低碳城市的意見》，同時委托清華大學為其制定《保定市低碳城市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

　　后來相繼有南昌、無錫、杭州、沈陽、三亞、青島、重慶等城市發布低碳城市的建設意見和目標，最近成都也全文發布《成都低碳城市建設工作方案》，內容涉及經濟結構調整、工業、建筑和交通節能等方方面面，并有重點地提出了一些執行措施。

　　在2009年底的各地兩會上，關于低碳城市建設和低碳經濟發展的提議更是層出不窮。住建部與深圳市也于本年初開始共建國家低碳生態示范市，希望在城市建設和生態技術建筑應用研發等方面積極探索，推行綠色交通和綠色建筑，推進深圳的城市發展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為全國的低碳生態城市建設發揮示范作用。

　　顯而易見，目前國內的一些城市對于低碳發展理念已經有所認識，并紛紛付諸行動。但是系統的目標怎么設定，戰略怎么調整，政策和體制怎么創新，怎么抓住機遇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低碳城市的概念與過去在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生態城市和園林城市等方面所做出的工作是什么關系、如何整合等方面的問題都是有待于深入思考并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