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多數人而言，“碳金融”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字眼。然而，這并不妨礙它悄悄走進我們的生活。

        當下，“低碳”、“環保”已成為高頻流行詞，特別是低碳經濟的風生水起，“碳金融”也在全球范圍內方興未艾，并逐步演變為參與方圖謀掌握未來碳交易定價權的一場全球性博弈。

        追根溯源，碳金融的興起，與地球變暖及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環保公約——《京都議定書》關聯緊密。所謂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議定書》而興起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活動，或者稱為碳融資和碳物質買賣。

        碳交易催生碳金融

        “熄燈一小時”活動雖已過去了一個多月，在杭州體育場路上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朱先生仍覺得新鮮。他能參加這場關注低碳的主題活動，緣起于收到的一條低碳公益短信，而落款顯示系光大銀行所發。如今，低碳生活在逐步深入人心，而與之相關聯的碳金融則受到了越來越多銀行的關注。

        雖說科幻巨片《后天》中的震撼場景虛擬居多，但氣候變暖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力不容小覷。其中，溫室氣體肆無忌憚地排放，堪稱地球變暖的主要禍首。由此，一份在人類環保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國際公約——《京都議定書》，對各國溫室氣體的排放作了限制性約束。不過，鑒于各國的減排成本相差懸殊，通常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高出5至20倍，所以《京都議定書》允許有減排責任的發達國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購買減排指標來完成履責，這造就了全球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碳交易蘊藏的商機隨之“浮出水面”。據世界銀行測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約每年7億至13億噸，可形成一個年交易額高達140億至650億美元的國際溫室氣體交易市場。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國，未來5年每年碳交易量將超過2億噸。相對于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成本100美元/噸碳以上的高昂代價，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成本要低很多，像我國只有發達國家1/5左右。

        碳金融應運而生。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特雷西·沃斯騰克羅夫特有過這樣一個比喻：低碳經濟如同一張3條腿的板凳，其培育和發展離不開政策、技術和資本三位一體的支撐。其中，最重要的又莫過于金融。理由很簡單——碳交易需要大量的錢。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嚴順富則從貨幣工具的角度作了解讀。一國貨幣的崛起，通常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計價和結算綁定權具有緊密的聯系。從19世紀“煤炭—英鎊”、“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合約—歐元”，勾勒出一條國際主權貨幣在能源貿易中的崛起路徑。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眼饞碳金融，都試圖提升本幣在碳交易市場體系中的地位。像日元趁著歐債危機歐元勢弱之際已在暗中發力，澳元、加元也不甘示弱，隨之而來的博弈之激烈可以想見。

        碳金融幾成“香餑餑”

        碳金融正在成為各方爭食的“香餑餑”。

        近幾年，隨著碳交易規模的膨脹，碳貨幣化程度日益提高，碳排放權在投資人眼里，正演變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由此，一個以碳排放權交易為基礎產品、以歐元為主要交易貨幣、以各類金融機構為主要推手、以歐盟排放權交易制為核心交易平臺的碳金融體系露出了崢嶸。

        碳金融市場的增長潛力驚人。據匯豐銀行杭州分行負責人透露，今年6月英國發布的一份報告預測，到2020年市場規模可達3.5萬億美元。另據世界銀行預計，2012年全球碳市場將達到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躍居世界第一大市場。

        碳排放權衍生出的投資屬性被進一步放大。現在中國每噸核證碳減排量只能賣10歐元，但到了歐洲二級市場，這些減排指標就能賣到20至30歐元，高倍的杠桿收益，足以讓銀行對轉手碳交易“垂涎三尺”。

        盡管中國擁有極其豐富和極具潛力的碳減排資源和碳減排市場，但發達國家憑借先知先覺與發達的金融創新機制，已在碳金融領域占得先機。他們不僅設置了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所和碳交易平臺，而且像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這類碳金融衍生品，玩起來也是得心應手。

        這并不妨礙國內銀行高漲的“逐碳”熱情，雖然多數國內銀行目前大多只能限于綠色信貸等較初級的層面。興業銀行是國內銀行中最早切入碳金融領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早在2006年該行就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推出了節能減排項目貸款，并于2008年10月公開承諾采納“赤道原則”，成為國內首家“赤道銀行”。幾年下來，效果還不錯，截至2010年4月末，僅興業銀行在我省便已累計發放節能減排貸款9.16億元，有20多家企業成為綠色信貸的固定客戶，所支持的減排項目每年可節約標煤31.27萬噸，減排二氧化碳82.61萬噸，每年削減COD(化學需氧量)6.25萬噸，技改企業平均節能率達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