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填埋場全部是政府投資，而垃圾焚燒發電廠則一般采用 BOT（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模式建設，建設成本由市場上具備相關資金和技術實力的企業承擔。”李建軍對投資者報說，“垃圾焚燒廠雖然每噸處理量固定投資高達30萬元到40萬元，但特許經營具有現金流穩定、風險低的特點，依然受到市場的追捧。”

　　李建軍為記者詳細地算了一筆賬：以一個1000噸/日規模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為例，固定投資大致是3至4億元，焚燒發電作為循環經濟項目上網電價高達0.75元/度，幾乎可與人工成本、固定資產折舊等運營費用相抵，再加上從政府獲得 150～160元/噸的居民垃圾處理費，扣除企業針對爐渣、飛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業可實現70～80元/噸的凈利潤，全年凈利潤約為2500萬～2600萬元。

　　此外，政府還會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通常“垃圾焚燒廠的成本回收期在10～15年，而特許經營期一般在20～25年”。

　　以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為例，每年發電2.2億千瓦，光供電收入就有1.65億元。“BOT 協議由政府和企業具體商定，牽涉土地使用、廢物排放、電網接入等方方面面，但一句話，企業一方肯定不會虧。”李建軍表示。

　　趙由才對垃圾焚燒的BOT模式頗有微詞，“政府既想快速處理垃圾，又不愿多花錢，采用這種非常功利的模式，難免出現問題。”相比一些發達國家，垃圾焚燒廠的公益性更強。

　　數據顯示，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投入資金高達百億元，然而95%是用于末端治理，也就是垃圾處理設施建設，而在發達國家，2/3的錢花在了減量化和資源化的管理上。

　　監管成最大難題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引進的焚燒設備和技術已達先進水平，管理上還是要落后不少。”徐海云坦言，“以二噁英檢測為例，二噁英無法實時監測，國外有的是每年檢測一次，有的是兩年檢測一次，國內的新標準傾向于半年檢測一次，但中國目前還做不到隨機抽檢，檢測數據缺乏科學性和說服力。”

　　記者了解到，對于二噁英排放中國環保部目前采用的標準和歐盟有所不同，前者為1.0，后者為0.1，單位是（ng-TEQ/Nm－3），標示垃圾焚燒煙氣中二噁英排放濃度。近年來，迫于輿論壓力，中國的新標準可能向歐盟靠攏。

　　標準可以制定得很高，但監管跟不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學者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政府連完全市場化的食品企業都監管不好，對于與政府“密切合作”的垃圾焚燒廠，環保部門很難有所作為。

　　徐海云也向記者指出“對于超標排放的處罰措施還沒有出來”。2009年，中科院研究團隊曾選擇國內19家垃圾焚燒廠調研二噁英排放，結果發現幾乎70%的廠家達不到歐洲標準，有16%的廠家甚至達不到中國標準。

　　達爾文自然求知社垃圾學院陳立雯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難以掩飾對現狀的擔憂，“目前國內的垃圾焚燒廠，包括北京在內，管理和監督相當糟糕。垃圾沒有經過任何分類就直接焚燒，導致氣體排放不穩定，爐渣的危害性很高，而在國內爐渣只是被當做普通垃圾進行填埋或者燒磚。”

　　最令陳立雯感到不滿的是，她以個人和公益組織身份多次向環保部門申請對二噁英檢測數據公開，都沒有得回應。《投資者報》記者近日試圖采訪高安屯垃圾焚燒廠管理人員，被告知必須通過高安屯循環經濟產業園區管委會，而管委會又把記者推到其上級朝陽區市政市容委，記者與管委會再三溝通并發去采訪提綱后仍然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對此，徐海云表示，在信息公開方面，日本的垃圾焚燒廠甚至能夠做到焚燒處理過程對參觀公眾完全開放。“國外垃圾焚燒的優勢是發展時間比較長，比如日本最早的垃圾發電站1965年建于大阪市，相應的法律法規也比較健全，這方面國內不是一兩天就能夠追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