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終端環保”輕“過程污染”，違背聯合國環境署相關條約

　　目前，我國準備把太陽能、風能作為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太陽能光伏產業隱藏的危機卻不容忽視。石元春院士說，太陽能光伏產業的核心技術是多晶硅提純技術，全靠從日本和德國進口。2006年之前，上述兩國只愿意提供多晶硅材料，從中賺取高額利潤；2006年之后，日本和德國突然同意向中國輸出相關技術，技術轉讓經費大幅下降，太陽能光伏企業在中國迅速呈“遍地開花”勢頭。

　　武漢大學教授伍新木認為，硅材料提純就是對化石能源進行加工，是典型的重“終端環保”而輕“過程污染”，其背后隱藏著跨國公司聯手扼殺中國新能源產業的陰謀。我國一旦同意從2012年開始履行《京都議定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責任，聯合國環境署不會對中國大規模發展太陽能光伏產業進行補貼；相反，中國反會因為太陽能光伏生產線屬于高耗能產業受到罰款。而日本、德國等國將這一高耗能的產業成功轉移到中國后，讓中國給他們供貨，則可從中賺取數倍的利潤。

　　重城市輕農村，有可能進一步深化“二元經濟結構”

　　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生物質燃料成型技術和生物質氣化合成柴油技術，已經在全球新能源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由于生物質能源產業與傳統農業一脈相承的分散性，生物質能源產業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龐大的產業鏈，一旦在短期內出現政策過分傾向于太陽能、風能，最終的結果將是重“城市”輕“農村”，有可能進一步深化“二元經濟結構”。

　　全國人大代表、凱迪公司董事長陳義龍認為，生物質能源之所以未能在國家新能源振興規劃中有所體現，就在于生物質能源的主要依托是農業、農村和農民，而太陽能和風電的依托則是與之相關的鋼鐵、機械產業和地方政府，發展生物質能源對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增長并無明顯效果，而發展太陽能風能則能夠立竿見影地增加地方政府財稅收入。

　　中國科學院青島生物能源與過程研究所(籌)所長王利生還說：“我國為農林大國，農業資源豐富，從國情出發應優先發展生物質能源，形成生物質能、風能、太陽能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這一問題處理好，就能夠全面解決我國大批農民從‘糧食生產者’向‘能源生產者’的轉變，實現多年來困擾我國的城市化過度膨脹，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問題，大規模快速增加農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