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再次用一種抒情的姿態陳述一個事實，作為中國人，尤其是內地的中國人，我們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司。在解決歷史學的方法論之后，如何把經濟學的思考、管理學的思考帶到我們的公司思考里，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功課。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中，曾經有以下陳述：

　　“我們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錢的企業家比爾·蓋茨，有多少人思考過一個開放的市場、透明的資本帶給他的動力？除了個人天賦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應該歸結于美國的財產所有權制度？沒有美國的專利法保護制度，他能創造出多少軟件革新？沒有可執行的合同，他能進行多少交易和長期計劃？沒有有限責任制度和保險條款，他最初能承擔多大的風險？沒有確認和儲藏資本的所有權記錄，他能積累多少資本？沒有可交換的所有權表述，他能匯聚多少資源？不能發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變成百萬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業的基礎上開展經營而無法用恰當的所有權工具把這些村舍工業組織起來，他能從多大規模的經濟中受益？沒有世襲繼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財富帝國交給他的子女和同事？”

　　這是迄今為止我看到的關于現代公司如何成功的最感性的經濟學描述，抑或是關于比爾·蓋茨成功密碼的最理性的分析。

　　在不完全的視野內，我愿意把這樣的指標作為我考察中國公司的基本的經濟學模型。

　　而在管理學的層面上，我們的方法問題一樣存在誤區。很多人辛辛苦苦的商業行為，似乎只是想告訴人們怎么去賺錢，如此，便失去了更加有價值的思考。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價值所在：如何評價30年來的中國本土公司，是一件比較為難的事情。眾所周知，如果僅僅就時間來看，它的歷史線條其實是很簡單的，基本上呈現出一種大眾的普遍模式：

　　生意→廠家→營銷→公司→品牌

　　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所有的公司必然要走的商業之路，人們很容易就沿著這樣的思維路徑去發展，去演繹，并把此當成一家志存高遠的大公司的不二法門。但德魯克卻不這樣看，在那本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中，德魯克卻將上述路徑加以解構，并認為“公司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組織，一種人文組織”，“一個以滿足社會需求為目的，把人們聯合起來的社會機構”。

　　德魯克與大眾的思維路徑實在相去甚遠，不過卻為我們解讀中國本土公司帶來了兩種不同的視角，并幫助我們把中國公司看得更加透徹。

　　有段時間，我幾乎不讀德魯克的東西，因為他說的很多東西，一句話可以說完，但是卻敷衍成了一本書，后來我發現這種理解比較膚淺。其實，德魯克的意思大概是，人類社會從家族到民族，到國家，是這樣一個組織的演變過程。在這樣一個演變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組織——公司。公司是把國家與國家的邊緣模糊化的組織形態，今后人類未來主要的生活場域是公司，而不是國家、更不是民族。

　　我是如此熱愛公司這個名詞！馬克·羅伊在他的著作《公司治理的政治維度：政治環境與公司影響》，對公司的力量進行了更加深刻的分析。在羅伊看來，一個自由的國家出現之前，必須要實現社會的和平穩定。不同的國家通過不同的途徑達到這一目標，而那些比較好的途徑，恰恰根植于企業以及企業形成過程中的所有權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結構。前幾日與學者秋風聊天，他也談到，公司可能是能真正改變中國當下局促現實的建設性力量，知識分子的作用相對要有限得多。秋風的意思是鼓勵我多進行一些企業的研究，多向企業家傳播一些自由競爭的理念。我同意他的觀點。

　　其實，沿著這樣的分析框架，我更加想表達的一個理念是，黃光裕陳曉國美之爭，或許是一堂不可多得的針對中國人的現代公司啟蒙課，既是一種商業方法的啟蒙，也是一種商業價值觀的啟蒙，既是一種商業文明的啟蒙，甚至還是一種民主博弈的啟蒙。

　　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一個觀察者，一個中國商業發展的在場者，我左手感謝黃光裕，右手感謝陳曉，是他們的商業征戰，讓這個古老的國家里螞蟻一樣洶涌的人群，朝著真正的公司時代邁進了一大步。盡管黃光裕是退步了，但看熱鬧的人們卻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公司的概念。

　　作者簡介：著名詩人、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獨立閱讀報告》發起人之一。出版《過坎》、《局限》、《自由引導奧康》、《逼著富人講真話》、《啟蒙時代》等著作，2種新書《倉惶人物志》《我們怎樣閱讀中國》即將出版。部分商業案例收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案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