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基準線風險，在項目運行階段，基準線的設定需要按照合同要求在項目周期內生效，場外交易同樣不能保證。

        另外在融資之前，CER具有期貨的不確定性，其風險較高，價格偏低，并且隨市場供求劇烈波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購買方信用等級較低，很可能產生違約。

        “這些都可以在集中交易平臺上得到解決”，唐人虎說。

        盡管CDM市場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但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國際CDM交易的專業人士，黎東仍然看好后京都時代的CDM市場。

        他指出，“目前世界銀行(WB)、亞洲開發銀行(ADB)都已經明確了后京都的CDM基金，明確要對后京都CDM項目做進一步的開發，IFC(國際金融公司)也設立2010年的后京都基金，這些都預示著這個市場會繼續發展”。

        而以美國IEA公布的中國2007年排放量67.5億噸為基準，2020年前中國每年平均需要減排6.35億噸，才能達到中國政府公布的碳強度減排指標產生的減排量，“這意味著中國仍將是CDM的輸出大國“。

        VER市場興起

        CDM市場遭遇寒流，國內的VER市場卻開始萌動，國內成立的幾家環境產權交易平臺就先后推出了自愿減排業務。

        本屆地壇論壇上，北京環境交易所就推出了自愿減排網上交易平臺，而去年8月5日，北京環交所推出了第一單自愿減排交易，上海天平汽車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購買奧運期間北京綠色出行活動產生的8026噸碳減排指標，用于抵消該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來至2008年底全公司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成為第一家通過購買自愿碳減排量實現碳中和的中國企業。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則在去年9月發起了“企業自愿減排聯合行動”，去年11月，國際濟豐集團旗下濟豐包裝(上海)有限公司在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完成了基于碳足跡盤查的碳中和交易。

        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世博自愿減排平臺于今年1月開通。

        廣州環境能源交易所總裁李正希對新浪產權說，目前中國并沒有實行強制減排，各類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體系都還沒有建立，所以依托社會的自覺意識，形成自愿減排的小體系在現在來說是比較可行的。

        李正希透露，廣州環境資源交易所近期將聯合其他社會機構啟動廣州碳中和基金募集平臺，發起設立公益性的廣州碳中和基金。

        “廣州亞運會舉行在即，我們的想法是用募集的資金建立中國首個碳中和示范園區，實質性地增加廣州及周邊地區的森林碳匯，園區選址初步考慮在廣州亞運會開幕式主館旁的市政公園內”。

        李正希對新浪產權指出，我們希望采用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來操作，把自愿減排和關系到老百姓切身實際生活的事情結合起來，這樣才可能做到可持續性，“今年我們會發起第一期的基金募集，如果有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呂學都也認為，國內可能會產生一個小的自愿減排市場，但是關鍵要把購買方培育起來，這才可能讓自愿減排得到持續。

        “難點在于自愿減排主要是靠道德約束，并且自愿減排不是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有能力參與的”。

        他指出，有動力有能力自愿減排的無非是三種類型的主體，一是大型企業，為了提高企業或者產品的公眾形象，成為推銷其產品的一個噱頭；二是公眾人物，也是為了提高社會形象，三是有社會責任感和公益心且有一定經濟能力的社會大眾，比如高級白領。

        與中國相比，自愿減排在同樣沒有實行強制減排的美國領先一步，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交易市場，并且也是由環境產權交易平臺率先發起并逐漸培育。

        2003年，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成立，成為是全球第一個自愿性溫室氣體減排量交易的先驅組織和市場交易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