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輪對話后的國內外反應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約翰·克里：與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時相比，美中之間的隔閡如今已經縮小，但面臨的挑戰在增大。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李永輝：在此次對話中，中美關系更加平衡，雙方地位更加平等；中國更加自信，也更加積極主動；對話氣氛更加融洽，雙方的相互指責少了，尋求共同利益的意愿增強了。

　　美國財政部駐華經濟與金融特使杜大偉：在經濟方面，中美雙方進行了很好的戰略討論。在經濟進一步復蘇得到確認之前，應盡可能地維持當前的經濟刺激政策。

　　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基金會研究員史蒂文·克萊蒙斯：美國財政部未能在對話中提出更有創造性的借資方法，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美國政府應創造一些投資途徑，以使中國的大量外匯能夠投資到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中。

　　現實

　　發展曲折 曲折發展

　　戰略方面

　　第一，凸顯“兩面性”。

　　去年對話結束之后，中美關系一度發展平穩，奧巴馬還曾稱中國“不是威脅”。但今年以來，美國態度驟然生變，并不斷制造事端：從巨額對臺軍售、接見達賴到互聯網問題；從“匯率操縱國”到貿易大戰等，無不觸及中國重大關切，損害中國核心利益。

　　如何定性中美關系，不妨引用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哈里·哈丁的一段話，對美國來說，“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中國在國內事務中既不實行多元化，也不實行極權化；既進行富有意義的經濟改革，又不完全采納資本主義或放任自由的經濟理論”。

　　第二，合作與分歧并行。

　　2009年9月，中美油氣工業論壇和中美能源政策對話在中國舉行。發展清潔能源是中美兩國共同利益最接近、分歧最小的一個領域，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于2009年7月的成立正體現這一點。此外，非常規天然氣開發可能成為中美能源合作的新的增長點。與上述務實合作形成反差的是，中美兩國在2009年12月舉行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分歧嚴重，這與美國在此次會議上不斷做手腳有關。

　　第三，美國核立場轉變。

　　2010年4月，美國國防部發布《核態勢報告》，宣布將削減核武器，停止發展新核武，承諾不對遵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

第四，對話機制走向未來。

　　首輪對話奠定了奧巴馬時期中美關系的基調，這一機制已經并將繼續成為中美兩國加深了解、增進互信、促進合作的重要平臺。

　　經濟方面

　　第一，中國調結構擴內需任重道遠；美國赤字外債居高不下。

　　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8.7%。2010年3月，中國出現72.4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終止了連續70個月貿易順差的局面。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一直把刺激居民消費需求放在突出位置。而調結構、擴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其實就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但中國調整結構，擴大內需依然任重道遠。

　　2009年美國GDP增長率為-2.5%。而在財政方面，2009財年度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為1.41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9.9%。2010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美國財政赤字同比下降8%，形勢有所好轉。據美國財政部估計，2010財政年度美國財政赤字將為1.56萬億美元，約占GDP的10.6%；2011、2012、2013財政年度美國預算赤字分別為1.27萬億、0.83萬億和0.73萬億美元，分別占當期GDP的8.3%、5.1%和4.2%。高額的財政赤字對應著美國巨大的外債規模。截至今年2月，美國國債規模高達3.8萬億美元。而且，至少在未來2到3年內，這一規模只會繼續增加不會縮小。

　　第二，中國QFII逐步發展，美國金融監管改革試航遇阻。

　　早在2007年12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就宣布將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額度擴大至300億美元。2009年9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將單家QFII機構申請投資額度的上限由8億美元增至10億美元。截至2010年3月31日，已有88家境外機構獲得QFII資格，累計批準的QFII投資額度達170.7億美元。其中，自2009年7月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來，累計批準的QFII投資額度為20.7億美元。總體上看，離美方要求、中方承諾的批準300億美元投資額度還存在較大差距。

　　去年1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金融監管改革議案。今年4月，美國參議院沒有通過以上議案，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受挫。從投票結果看，無論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沒有一位共和黨議員投票支持該議案，這凸顯兩黨在金融監管體系改革上仍存在深刻分歧。此外，來自制造、零售和服務業的130多家美國大公司正在組織規模龐大的游說團體，對金融監管改革的立法進程施加壓力。而在此之前，受到金融監管改革內容直接影響的美國各大金融機構是場外反對的主力。鑒于立法程序的復雜性及反對壓力的聲勢浩大，美國金融監管改革變數多多，難以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