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氣候風險管理和轉移功能。能源產業利用天氣期權等天氣衍生品來規避價格波動風險。農業則通過天氣指數及相關的保險產品，把天氣風險轉嫁給有風險吸納能力的交易者。巨災債券則發揮了資本市場對災害損失的經濟補償和轉移分擔功能，使風險從保險業向資本市場轉移。

　　最后是國際貿易投資促進功能。碳交易特別是清潔發展機制在降低發達國家減排成本的同時，促進減排的資金和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為國際貿易投資和技術轉移提供了便利。

　　我國碳金融已取得初步進展

　　我國是被許多國家看作是最具潛力的減排市場。在發達國家，溫室氣體的減排成本在100美元/噸碳以上，而在中國，減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噸碳。這種巨大的減排成本差異，促使發達國家的企業積極進入中國尋找合作項目。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從2006年到2008年，中國的CDM項目占全球該項目的比例逐年遞增，分別為54%，73%和84%，遠遠領先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盡管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碳金融的發展速度趨緩，但從2008年1月至2009年11月，我國CDM項目卻實現了跳躍式發展，共有503個項目獲得注冊，在2008年之前，我國共注冊的項目為150個。目前，我國注冊的CDM項目數占全球的34.77%，注冊項目年減排量達190,015,058噸，占據全球CER交易市場的58.87%。據估算，2012年以前我國通過CDM項目減排額的轉讓收益可達數十億美元。

　　隨著碳交易市場的蓬勃發展，我國金融機構也對碳金融這一新的金融模式進行了積極嘗試。2007年，我國推出了首個中國綠色碳基金，之后，碳基金在北京、山西、大連、溫州等地相繼啟動，規模不斷擴大。商業銀行也紛紛開展碳金融有關業務，推出了CDM項目融資和掛鉤碳交易的結構性產品等業務和產品。在碳交易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2008年下半年，我國就成立了三個碳交易市場，分別是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天津排放權交易，為統一和規范中國碳交易市場奠定了基礎。

　　碳金融發展前景廣闊

　　盡管此次哥本哈根會議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但會議結果進一步深化了全球在氣候問題方面的合作，金融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的作用將會日益重要，碳金融快速發展的態勢不會改變。

　　對于我國而言，在《京都議定書》及《哥本哈根協議草案》關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基本原則框架下，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將不會承擔減排任務或只承擔較少的減排任務。但是，值得肯定的一點是，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我國最終必將會承擔相應的溫室氣體減排任務，在全球氣候問題中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盡管我國在溫室氣體減排角色的不同會帶來我國碳金融業務模式的相應改變，但是我國碳金融發展潛力和市場規模巨大的基本事實不會改變，對于我國的金融機構來說，這就意味著巨大的市場空間和業務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