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場訊)如果有證據證明李澤楷意圖誤導證監會，則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小超人”頭上的緊箍咒成全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有的法治聲譽。

　　香港電盈私有化案件還在發酵。

　　去年4月，香港電訊盈科私有化被否決。今年2月，香港警方搜查電盈主席李澤楷在香港多達3個寓所及富通保險等多家公司。案中多名關鍵人物，包括財經界猛人袁天凡、前富通保險高層林孝華等，均被商罪科探員邀請至警署協助調查。

　　打擊內幕交易是衡量證券市場公平環境的試金石，香港致力于成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沿，香港能否達成目標，關鍵在于市場的效率與公平的制度能否匹配。

　　去年電盈私有化項目被否決后，雖然就經濟層面而言，中小投資者并未得到太大的收益，公司大派股息每股1.3元，主席李澤楷及他名下的盈科拓展，一共收取25.2億元的股息，第二大股東網通，則可收取17.5億元股息，小股東每手收息1300元。派息總額達88億元，占集團92億元手頭現金中的95%，而派息后電盈僅余現金約4億元。私有化不成則大派現金，大投資者回收成本與紅利，企業成為沒有前景的空殼。

　　香港證監會站在中小投資者的立場上，向法院上訴否決電盈私有化。而此次香港警方介入，調查交易內幕，可以視作香港市場環境仍然處于法治之下。有香港評論人士對此作出高度評價，“香港整體在這件事上迄今成為最大贏家，因為案件充分顯示了香港法治、資訊流通、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優越，只要能夠珍惜和鞏固，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會可大可久”。

　　李澤楷是資本家而非實業家，他的財富來源于資本增值后轉手出讓獲取暴利。李澤楷進入和記黃埔后不久，憑借高價賣衛視一役名動香江。1990年6月，李澤楷掌管新成立的衛星廣播有限公司，1991年5月啟動衛星電視項目。兩年時間里，李澤楷以工作狂的姿態經營衛星電視。1993年7月，李澤楷伺機將衛視大部分股權高價賣給傳媒大王默多克，兩年為和黃凈賺64億港元，個人獲得30億港元的分紅。這一年8月，李澤楷被提升為和黃副主席，與此同時宣布成立私人公司“盈科拓展”——電訊盈科的前身。

　　此后在香港數碼港的建設中，港府最終決定與盈科合作“數碼港”計劃，港府負責出地作價60億港元，盈科出資70億港元建樓，共同完成總值130億港元的“數碼港”計劃。港府注入土地這一硬資產，土地與IT成為兩大熱點，無怪乎“數碼港”計劃一經公開，就引起香港八大地產商及媒體的強烈抗議，他們抨擊李澤楷靠他父親李嘉誠與時任特首董建華的親密關系，取得這樣一個“大蛋糕”。

　　李澤楷不僅在資本市場大動干戈，在房地產市場也不甘寂寞。在內地，李澤楷同樣惹來囤地之諷。北京工體四號地于2006年被李澤楷旗下房地產公司盈科大衍拿走，在約定的竣工日期2008年3月31日過去一年半后，地面上依舊是一個孤零零的大坑。2009年8月21日，此地塊被轉讓給了瑞安建業，“小超人”凈賺0.5億美元。

　　李澤楷在一連串的資本運作中，顯示出令人瞠目的長袖善舞能力，以及別人難以企及的人脈資源，但同樣顯示出實業方面的不足，電盈并沒有如預期的蒸蒸日上，反而成為他的累贅，以至他近一年來一直謀求私有化，以便套利退出。而香港警方的介入就是想調查電盈私有化案例中是否有人誤導證監會，《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00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在證券交易中，使用任何手段或計劃意圖欺詐，否則最高可判罰款100萬元及監禁2年。

　　如果有證據證明李澤楷意圖誤導證監會，則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何況小超人并非王子,一切由法律說了算。事實上，對于“種票事件”，香港證監會有關人士表示，條例有極大漏洞，引起“種票”的一股一票原則有必要更改，特區政府稍后有必要修訂“公司條例”，在咨詢市場意見時，應該研究如何改善或是以其他機制來保障小股東的利益，以絕后患。從個案維權到制度改良，這是制度演進的典型路徑。對于政府、對于法律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更加完善的體制。

　　至于內地的房地產囤積與證券市場內幕交易，雖然與香港市場發展路徑不同，但對內幕交易的打擊、對所有人利益的保護并無任何區別。香港能做到的，內地也應該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