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已塵埃落定，但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尤其是長期排放權分配問題，依然是各界關注的焦點。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日前表示，研究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應當依據科學事實，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權分配的方案必須要考慮各國歷史排放、人均排放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排放權即發展權”

　　在一定時段內，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控制在某個適當的水平之內，已成為全球政治共識。

　　“要在操作層面上完成對二氧化碳濃度的控制，就必須有一個為全球大部分國家所接受的責任體系，而其中的焦點就是各國今后的排放權分配。”丁仲禮說。

　　他領導的課題組通過研究發現，所有發達國家都出現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期。美國在1973年、英國在1971年、德國和法國在1979年分別達到人均排放高峰，其后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變，并且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碳排放的高速增長期，美國在1901年至1910年的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增長率平均為5.04%，德國在1947年至1957年為9.89%，日本在1960年至1970年高達11.98%。

　　“可見，任何國家從不發達進入發達這一發展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出現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現象。”丁仲禮說，“因此，要發展就難免排放，排放問題本質上就是發展問題，排放權即發展權。”

　　他指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只有通過降低能源使用總量、調整能源結構、控制人口增長等方式才能實現，因此它本質上是經濟社會如何發展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所有國家在其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福利過程中，都不能避免能源驅動這個模式，也避免不了碳排放的增加。美國和英國在1900年的人均碳排放就分別達到2.4噸和3.2噸碳。可以說，目前世界上的低碳經濟國家還是那些以自然經濟形式存在的最不發達國家。在人類歷史上，低碳發展的國家還沒有出現過。”丁仲禮說，“即使今后低碳技術獲得長足進步，發展中國家在建設基礎設施、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還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

　　他認為，無論是考慮到歷史排放、當前排放，還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不得不產生的排放，在長期排放權分配上，無疑應該向發展中國家傾斜。

　　減排話語下存在“陷阱”

　　關于二氧化碳減排，目前國際上有多種方案，絕大多數是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那么，這些減排方案是否科學公正？

　　丁仲禮課題組對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方案、G8國家方案等7個主要方案進行了評估分析。“我們發現這些方案不但沒有考慮歷史上1900年到2005年期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量已是發展中國家7.54倍的事實，而且還為發達國家設計了比發展中國家大2.3倍到6.7倍的人均未來排放權。”他說。

　　“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70ppmv(百萬分之一體積)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約有60%來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個發達國家。而這些減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國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丁仲禮說，“同時，這些方案雖然提出了時間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沒有一個方案考慮人均累計排放量，從而規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他進一步分析說：“這些減排方案從表面上看，發達國家減排量更多；殊不知，在減排話語下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陷阱。”

　　丁仲禮指出，這個陷阱由6步“邏輯推理”構成：第一步，論證全球溫度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高敏感性；第二步，強調升溫可能對人類帶來的災難性影響；第三步，作出價值判斷，即要在本世紀內將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增溫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第四步，計算出不超過2攝氏度增溫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為450ppmv；第五步，發達國家率先提出明確的減排目標；第六步，發展中國家不承擔具體的減排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