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在于，450ppmv的目標濃度確定后，2006年至2050年期間，人類通過化石燃料和水泥生產產生的排放量就隨之確定。在這個總量中，發達國家確定‘率先減排’比例后，余下的即為發展中國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丁仲禮說。

　　根據他的計算，如果接受發達國家提出的25%的中期減排目標，中國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權。即使這個目標提高到40%，也僅僅將用完排放權的時間推到2021年而已。

　　“這樣的方案將大大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違背了國際關系中的公平正義原則，也違背了氣候變化協議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如果這些方案得到實施的話，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他說。

　　“人均累計排放”最能體現公平正義原則

　　丁仲禮認為，用某個時間點開始的人均累計排放來分配今后的排放權，最能體現公平正義原則。

　　“從一個國家當前工業基礎、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國民福利等方面同人均累計排放的高度相關性來論證，這個指標是合理的。”他說。

　　他指出，從1900年到2005年這一段時期，中國的人均累計排放大約是全世界平均數的三分之一，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同樣，我們今天的排放也剛剛達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這也只有美國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這必須作為未來排放權分配中充分考慮的因素。”

　　我國目前處于一個高速發展時期，能源需求旺盛，減排難度不小。“考慮到中國正在大力發展和應用低碳技術，實施節能減排的各種努力，我們評估認為，即使在450ppmv至470ppmv濃度控制目標下，中國也有足夠的邏輯和道義的支持，要求在2006年至2050年間獲得1100億噸至1300億噸碳的排放權。”丁仲禮說。

　　他特別說明，通過計算，發現在450ppmv的控制目標下，現在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形成排放赤字，“但我們并非主張這些國家今后不能再有任何排放，而是主張這些國家應該用資金和技術來‘交換’今后的排放權。”

　　此外，丁仲禮認為，對450ppmv目標不應設定得太過剛性。因為450ppmv目標是IPCC在氣溫對CO2濃度高度敏感的認識下做出的，并且主要來自數值模擬，并非來自對過去百年紀錄的嚴格評估。

　　“在未來關于氣候變化的談判中，中國應擔負起大國的責任，堅持公平正義原則，以‘排放配額’為議題展開談判，變被動為主動，捍衛國家發展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