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這個下半年，全世界的天空似乎格外繁忙。歐盟領導人從布魯塞爾飛到華盛頓，美國總統從華盛頓飛到北京，中國高官從北京飛到新德里，非洲首腦聚集到埃塞俄比亞……他們都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協調彼此的氣候談判立場，爭取在哥本哈根交出一份有分量的答卷。

　　然而，就是在通往哥本哈根的道路上，各國依然分歧眾多，各種立場難以協調。

　　兩年前，“巴厘路線圖”把哥本哈根設計為談判終點站。但現在，連聯合國負責氣候談判的最高官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伊沃·德博埃爾都覺得，終點站好像在哥本哈根之后。

　　美國對歐洲“路線圖”不買賬

　　一些歐洲人對大西洋彼岸那個國家的氣候政策日益失望。

　　“沒錯，問題就在于美國，”法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部長博洛11月15日在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說，“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國家，這個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國家總在強調，‘我有（減排的）意愿，但是我無法做到’，這也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歐盟委員會負責環境事務的委員季馬斯同樣敦促美國加速行動。但他語氣比較緩和：“我們會等待，我相信奧巴馬總統會兌現他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承諾。”

　　然而，時間所剩無幾。從目前的進展看，哥本哈根會議似乎無可避免要重演兩年前巴厘島的那一幕——在那個傳說中的眾神之島，歐洲人退了一步又一步，退到無可再退，才讓美國人妥協，而美國人卻只前進了一步，那就是在通往“后2012時代”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路線圖”上簽字。

　　對美國來說，“巴厘路線圖”規定了兩年的談判期限，除這一點有點限制作用外，其他條款沒有什么約束力。歐洲人顯然并不想要這樣的路線圖。

　　前不久，歐洲把諾貝爾和平獎送給了上任不到一年的白宮新主人。但年輕的美國總統對于歐洲主導的談判體系的態度，與其前任似乎并無本質區別。《京都議定書》作為唯一有約束力的國際氣候法案，規定發達國家減排，而發展中國家不承擔減排義務，這對于華盛頓仍是政治毒藥。
 

　　然而季馬斯說，他注意到了奧巴馬上臺后美國在氣候政策上的“巨大轉變”。這位歐盟官員最近在雅典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說：“布什執政時期，你不可能跟美國人談氣候變化，他們甚至不想聽到‘京都’這個詞，他們的詞匯表中沒有這個詞。（跟他們談氣候變化）就像對牛彈琴。這種立場現在有了顛覆性的改變。”

　　美國的氣候政策的確有改變，至少在語言上。今年4月，奧巴馬在布拉格告訴歐洲人：“我向你們保證，美國已在這場全球努力中做好了領跑的準備。”今年9月，他又在聯合國總部宣稱：“我們已將氣候問題作為外交議程的首要議題。”

　　也許這位年輕的民主黨人真的打算學習前輩克林頓。當年，克林頓力推數字經濟，使美國實現了8年的經濟繁榮；現在，美國要走出金融危機，“綠色新政”確實是一個好出路。過去幾年，美國的清潔煤等清潔能源技術已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也開始掌握氣候問題的主導權。

　　但在行動上，奧巴馬政府主張各國自主減排。這個車輪上的國家由于其發展模式的限制，不可能接受歐盟提出的到2020年減排至少20%（相對于1990年水平）的提議。奧巴馬提出的目標是4%，這差不多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奧巴馬的解釋是：“美國不是一艘快艇，而是巨大的郵輪——我們無法立刻轉變方向。”

　　然而，即使是4%這樣低的目標，忙著進行醫改的美國參議院今年還沒空討論。11月17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哈里·里德明確地說，參議院將于明年上半年進行氣候立法。這意味著，美國代表不會帶著減排數字去哥本哈根，最終在包含減排數字的協議上簽字的可能性極低。

　　美國向來我行我素。布什在其任期內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其前任克林頓雖然曾簽署議定書，但正如他在自傳《我的生活》中所說：“除非這份協議有所修改（即讓發展中國家減排），否則我無法將它提交給國會。”克林頓確實從未將它提交給國會批準，美國也是如今唯一游離在議定書之外的發達國家。

　　美國接受不了歐洲人和其他人為他們設計發展道路和時間表，這也許是歐洲人真正感到沮喪的地方。不過，除了法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部長博洛外，還沒有幾個歐洲官員愿意公開批評奧巴馬政府。英國《衛報》的環境記者戴維·亞當在一份報道中說：“我不太確定歐盟確實有攤牌的膽量，而這可能才是真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