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將清潔煤技術列為優先研究課題，但與國內新能源開發的風生水起相比，潔凈煤技術則顯得曲高和寡，究其癥結，目前我國還缺少政策對清潔煤技術發展的指引和支持。

　　中美兩國都是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這為雙方在清潔煤技術上找到了“共同語言”。今年1-10月，我國煤炭產量已經達到24.2億噸，預計全年煤炭消費量將達到29-30億噸。電力行業專家陸延昌預言，到2020年，煤電在我國發電量中的比重仍會占到60%以上。而煤炭燃燒是產生二氧化碳的根源。在可靠的替代能源大規模商業化之前，發展清潔煤技術不失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種途徑。

　　清潔煤技術是指在煤炭從開發到利用全過程中，旨在減少污染排放與提高利用效率的加工、燃燒、轉化和污染控制等新技術的總稱，主要包括直接燒煤潔凈技術和煤轉化為潔凈燃料的技術。

　　據介紹，目前我國的清潔煤技術主要應用在煤炭加工、煤炭高效潔凈燃燒、煤炭轉化、污染排放控制與廢棄物處理四個領域，已建設了一大批示范工程，個別技術甚至已領先于國際水平。但是，由于相關政策的不配套，以及清潔煤技術投入大、回收期長的特點，各方推進的積極性不高，使得這些技術的推廣運用情況并不理想。

　　以IGCC發電技術為例，雖然該技術已經被證明能消除有害污染并將效率提高到60％，但據統計，我國的煤化工和石油化工行業已經建成的IGCC多聯產項目僅有兩個，還有四個項目在建或擬建。

　　據業內人士介紹，IGCC電站的造價較高，是常規燃煤電站成本的2倍左右，而清潔煤技術在發電上的應用卻沒有明確的扶持政策。如果按照目前的電價水平，項目短期內很難盈利。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認為，清潔煤發電遠景令人看好，但由于國內技術沒有國外成熟，成本又比較高，而且國內電價控制比較嚴格，因而企業對清潔煤發電的積極性一直不高。

　　清潔煤技術也并非沒有得到政府的重視。早在1997年，《中國潔凈煤技術“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就得到國務院批準。國務院2005年發布《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由國家發改委制定規劃，完善政策，組織建設示范工程，并給予一定資金支持，推動潔凈煤技術和產業化發展。

　　2006年，煤的高效潔凈利用技術作為先進能源技術進入《我國應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產品目錄》；今年3月，推進潔凈煤技術產業化和核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發展一道，被列為國家發改委、環境保護部、科技部等多個部委負責的落實《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點工作。
　　但遺憾的是，這些政策都不夠系統和細化。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成體系的潔凈煤技術產業化指引以及配套的支持措施，而原有的有關鼓勵發展煤炭加工技術的政策已不能滿足現實需要。

　　相較而言，美國在促進清潔煤技術應用上的政策要完善得多。美國從清潔煤技術的研發、示范到商業化全過程，都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制定了清潔煤技術應用未來發展路線圖及實施步驟，美國《能源政策法》還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采用先進清潔煤技術。根據該法案1307條，美國政府將對清潔煤項目給予總計16.5億美元的稅收優惠。

　　近年來，為了適應低碳經濟的需要，支持新能源發展，國家在風能、太陽能和核能等領域都出臺了系列支持政策，并取得了很好效果。而在潔凈煤技術方面，政策的缺失導致其產業化進程緩慢。也許與美國的合作會成為我國潔凈煤技術突破的一個開端，但其產業化進程尚需要更為積極的政策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