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被認為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一年。按照2007年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確立的“巴厘島路線圖”，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國際社會應就2012年后應對氣候變化達成新協議。否則，在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之后，全球將沒有一個共同文件來約束溫室氣體的排放。這將導致人類遏制全球變暖的行動遭到重大挫折。也因為此，這次會議被廣泛視為人類遏制全球變暖行動最后的一次機會。而會議的焦點，就是各國對溫室氣體排放將承擔何種責任。其結果將對各國的能源發展戰略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同樣也會影響到各個能源企業的戰略規劃和戰術選擇。目前，哥本哈根會議已進入倒計時，而中國的準備工作也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
 

　　盡管北京街頭早已寒風凜冽，但酒店內正在召開的“2009(首屆)中國能源企業高層論壇”卻人頭攢動，暖意襲人。下午的“新能源分會”上，最后一個出場的是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華。作為國內氣候變化問題的權威專家，他的演講題目定為“展望哥本哈根氣候協定”。
 

　　主辦方如此安排論壇壓軸顯然頗具深意——再過25天，哥本哈根這座北歐城市就將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屆時，被喻為“拯救人類最后一次機會”的全球性氣候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將在當地召開（下稱“哥本哈根大會”）。

　　對人類而言，這是一輪關乎命運與存亡的大博弈。但由于太多的利益糾葛，人們對此次大會立刻就誕生一項新的能夠替代《京都議定書》的減排協議不抱太大希望，“更可能的結果是先宣布一項政治框架協議。”潘家華在論壇上說。

　　而對中國來說，它更像一道直面壓力和挑戰的斑馬線——因為一旦大會無果而終，外界普遍擔心中國可能會“背黑鍋”，并將在貿易領域遭遇更多麻煩。

　　為此，中國有必要在世界面前有所行動，以兌現前不久做出的“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的承諾。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借此次氣候大會之機‘催化’一批新能源產業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其中最有可能發布的是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長周鳳起昨天對本報記者說。

　　現實：先訂框架 再謀實質？

　　業界一直以來認為，人類的底線是要把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甚至更低，一旦超過2攝氏度全球變暖就會超出可控的范圍，那時即使人類想采取補救措施也沒有機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上升的趨勢必須在2015年前得到扭轉。在這一背景下，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大會就被賦予了沉重而艱巨的歷史重托。

　　但由于太多的利益糾葛，人們對此次大會立刻就誕生一項新的能夠替代《京都議定書》的減排協議不抱太大希望。

　　“一個國際氣候協定的出臺有三個基本點：一是科學認知；二是政治意愿；三是經濟上的利益。目前，前兩個基本點已趨同，只有最后一個分歧很大。”潘家華說，“從經濟上考慮，發達國家擔心一旦減排，現實的經濟代價太大；發展中國家則擔心現在減排將約束長遠的發展空間——這樣一來就南轅北轍了。”

　　而這也是他認為哥本哈根大會很難達成實質性減排協定的原因。

　　另一方面，長期占據全球排放第一大國位置的美國，其國內的政治壓力也是阻礙減排的一大牽絆，“畢竟，美國能否履行義務還需要看國會是否授權。”潘家華說。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氣候談判代表上周說，雖然12月份哥本哈根會議的最后期限在即，但可能還需一年時間才能敲定氣候協議的細節。此外，參與氣候談判的中國外交部官員近日也表示,“實際談判將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后。這次會議將會是個起點，而不是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