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匯豐銀行(HSBC)亞太區企業可持續發展總監區佩兒的采訪過程中，兩個數據引起了記者的興趣。

　　1.05億美元，是匯豐銀行2010年的綠色信貸額；1.25億美元，是匯豐銀行對電動汽車電池公司BetterPlace的PE投資額。一單清潔技術投資額大于一年的綠色信貸額。

　　清潔技術成為投資的寵兒，在中國尤甚。“去年中國以3540億人民幣(544億美元)的投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清潔能源投資方。”中國綠色科技(CGTI)總監畢艾倫(AlanBeebe)稱。

　　可惜，中國商業銀行無法分享這一投資盛宴，根據現行《商業銀行法》規定，中國商業銀行不允許直接從事PE投融資業務。

　　如果試水清潔技術PE投資，或許能成為中國商業銀行低碳金融發展的一塊“敲門金磚”。

　　其實，中國商業銀行對于PE在清潔技術領域的高回報，早有一種“羨慕嫉妒恨”的無奈，“我們最早看中比亞迪，給比亞迪提供貸款，我們承受了風險，卻無法像那些做PE投資的，獲得高額回報。”中國銀行公司金融部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說。

　　同樣對清潔技術“慧眼識珠”的還有招商銀行，“我們是最早支持無錫尚德的。在很多年前，當時沒有(銀行)支持這個企業，就只有招商銀行。”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告訴記者。

　　然而，在監管政策之下，商業銀行的低碳金融發展，主要限制在綠色信貸和碳排放權相關金融業務兩方面。

　　但是，這兩大業務對商業銀行來說可謂“傷不起啊”。綠色信貸發展一直沒有讓人信服的數據，各個商業銀行大多“自說自話”，甚至諱莫如深。

　　至于碳排放權相關金融業務，形勢則更不容樂觀，銀行要么“敬而遠之”，要么“蜻蜓點水”。

　　成本高、風險高、回報低，或許是這兩大業務難以得到推動的主要原因。

　　比如說，合同能源管理貸款業務，成為商業銀行綠色信貸中，最有可能出現逾期、預警信號的業務。“合同能源管理實際上是收入的分成協議，經常出現甲方和乙方之間的‘扯皮’現象。貸款是基于基礎合同的，如果基礎合同出了問題，銀行也很難界定。”一位銀行人士告訴記者。

　　而回報方面，銀行的貸款利率不能偏離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基準利率，也就是說，付出高成本、承受高風險，換來的卻是低回報。

　　這種情況對于碳排放權相關金融業務來說，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商業銀行開展碳金融業務，目前中國商業銀行可以涉足的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程序繁雜，除了面臨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以外，還存在“后京都”具體制度安排的風險。

　　由此，如果政策方面有所松動，既然目前大多數商業銀行，已以間接模式參與PE業務，何不允許商業銀行在清潔技術領域方面試點PE直投，增加激勵因素，或許能大大增加商業銀行發展低碳金融的積極性，也有利于中國的低碳發展。

　　當然，風險的防范絕對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