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排、低碳、循環經濟、生態補償、區域限批……這些于媒體上頻頻出現的關鍵詞，顯示出環保意識已進入了主流輿論并日益影響越來越多的公眾。然而，對正行走在建設法治國家大道上的中國而言，卻面臨著《環境保護法》被基本架空的尷尬。

　　就立法現狀而言，環保立法并不環保。現行《環境保護法》系1979年制定，而距今最近的一次修訂要追溯到1989年。21年過去了，環保事業在中國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若立法仍在原地踏步，如何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正是在這種“形勢比人強”的現實下，遲遲無法進入修訂審議程序的《環境保護法》被悄然擱置，包含環保內容的單行法與相關法搶先一步或幾步，走在了前面。

　　6月15日《中國經濟周刊》披露：自1989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制定了近30部關乎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單行法及相關法，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這些單行法與相關法，很大程度上已覆蓋、完善了《環境保護法》中的條款。

　　比如，《環境保護法》關于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第13條、關于防治土地沙化和水土保持的第20條，這些條款的內容分別被《環境影響評價法》、《防沙治沙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做了詳細規定。更嚴重的是，還有一些條文與《環境保護法》存在“沖突”。

　　由此，根據“新法優于舊法”的一般原則，《環境保護法》中的不少條款實則已失去了法律效力。立法機構顯然并未對這一現狀視而不見，全國人大曾在2002年至2008年間，不間斷地建議修改《環境保護法》。但是，修法未成功的原因，還是部門權力紛爭太大。

　　我國跟環境保護直接相關的部門就有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國土資源部、水利部、林業局、海洋局、氣象局、農業部等多個部委。傳統的資源分配部門與環保部門管理權限的矛盾，是現實的存在。部門利益之爭只要沒有平息，《環境保護法》的修訂也就難以啟動。而一些單行法在“部門主導”的潛規則之下，反而更易通過立法機關的審議。

　　化解這一立法尷尬，當然不能期待各部門在暗中立法博弈，并最終達成立法妥協，《環境保護法》被架空的尷尬，正來自于立法博弈的不透明。如果能讓每一部單行法在通過前，都能經由公開的平臺充分博弈，讓部門的暗中角力變成公開辯論，今天的立法沖突自會避免。

　　基于《環境保護法》的現狀，立法尷尬總要化解，法制的不統一總要調和，因部門利益沖突而擱置修法并不明智。部門可以影響立法，但《環境保護法》的修訂權還在全國人大。只有民意，才能制衡部門利益。因此，全國人大更應向公眾敞開民主立法的大門。若有強大的民意支持，還何愁部門利益阻礙修法。

　　更重要的是，就中國環境形勢的嚴峻而言，立法刻不容緩，而且公眾對環境立法的參與早有先例，效果很好。

　　《2009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中國的環境保護依然“道遠路長”：2009年，環境保護部共接報并處置突發環境事件171起，比上年增加26.7%；地表水污染依然較重，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總體為輕度污染；全國城市空氣質量總體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較重；農村環境問題仍較突出，農村生態退化尚未有效遏制……

　　鑒于此，盡快以開門立法的形式，化解《環境保護法》今天的尷尬，就成為迫在眉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