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日益關注的熱點問題，即使在全球被金融危機陰影籠罩的背景下，各國對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程度都絲毫沒有降低。

　　 國家發展改革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曾一語道破天機,“氣候變化問題表面看是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發展的問題、技術競爭力的問題,背后是巨大的商業和政治利益在驅動。”“現在各國已普遍認識到,要協調氣候變化和發展問題,只能選擇低碳經濟的發展路徑,誰先發展了低碳經濟,誰就有可能有更大的發展優勢和發展空間。

　　 由此可見，加快低碳經濟的發展和低碳能源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低碳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潮流和大勢所趨。

　　 在日前召開的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上，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們在介紹本國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的同時，也都表達了這樣的一個觀點――全球的低碳行動僅有目標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有切實的行動。

　　 美國斯坦福大學氣候政策中心執行主任托馬斯海勒教授在會議上發言時說：“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沒有太多的人談氣候變化，更多的是談到了低碳發展。”這說明，針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正從發現問題向解決問題轉移，發展低碳已成為當今世界減緩和應對氣候變化和各國謀篇布局的戰略選擇。

　　
　　發展低碳重在行動

　　
　　 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原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何建坤在會上發言時表示，為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把可持續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相結合，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政策和行動，并且在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他舉例說，從1990年到2006年，中國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了52%，年均下降超過4%。相應的二氧化碳的強度也每年平均下降4.2%，這樣快的GDP碳強度下降幅度是世界罕見的。

　　 何建坤同時指出，由于我國當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費和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仍會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中國的國情和當前發展階段的特征，決定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面臨嚴峻的挑戰和艱巨的任務。

　　 國家發展改革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表示，雖然我國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推進低碳發展方面還面臨著諸如工業化和城市化任務遠未完成、產業結構不合理、能源資源稟賦的制約以及技術落后等巨大的壓力和困難，但中國將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統籌經濟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努力推動低碳發展。

　　 對此，蘇偉表示，中國還將開展一系列的舉措來推動低碳發展，例如把應對氣候變化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納入到“十二五”規劃，進一步提升低碳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戰略地位；利用控制單位GDP溫室氣體排放的倒逼機制，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重點領域能源利用效率、進一步優化能源結構、完善低碳發展的政策、加快低碳和氣候友好技術的研發、積極發展低碳的建筑、發展低碳的交通方式，倡導低碳綠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加強國際合作，增強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技術研發與政策設計等等方面的能力。

　　 就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推進低碳發展的政策和行動，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潘家華認為，在國際層面政策應該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協同性，“這意味著我們一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如果能做而不做，會給其他國家一個非常負面的樣板和壞的信號，讓其他國家也失去信心。比如如果歐盟可以做30%的減排，他做了會對全世界帶來信心，可以有非常好的示范效果，也會有競爭力的提高，也有一個道德形象的樹立。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政策上是需要盡力而為的，中國在這方面應該努力做。”

　　 另外，潘家華提出政策目標的制定要有可行性，否則再嚴格都只是句空話，沒有任何意義。“在經濟上要可行，在社會上要具有可接受性，特別是我們需要在保證扶貧，減少浪費的排放。環境上一定要有有效性，這是我們制定所有氣候政策必須要考慮的。”

　　 潘家華還建議，一定要強調非氣候政策的協同性，有些政策盡管跟氣候變化無關，但對減緩變換至關重要。他舉例說，比如中國現在炒的非常熱的房價問題，如果我們收入非常公平，貧富差距不是特別大的話，就不會有的家庭可以買五套八套房子，而有的家庭一套也買不起，買了五套八套房子是一種奢侈、浪費，浪費了相當多的能源資源，增加了非常多的排放。而沒有房子住的居民，他們也沒有條件減少能源消費節能和減少排放。當然城市規劃，中國的大拆大建也是最大的浪費，所以城市規劃盡管與減排沒有直接相關，但卻是最有效的節能減排手段。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低碳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發言的主題詞依然是“行動”，他表示,雖然現在我們談判的目標更多的是未來的東西，是2020或者2050的事情，但是行動是需要立即就采取的。我們可能法律上有約束力的協議是以后的事情，但現在我們需要采取一些實實在在的措施或者實實在在的行動。

　　
　　起步不同目標一致

　　
　　 在去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激烈的談判背后,針對低碳經濟的新一輪經濟競賽正在展開。歐盟、日本、美國等紛紛將低碳經濟作為搶占國際市場未來競爭制高點、主導全球價值鏈的戰略目標,制訂了一系列政策以促進本國的低碳經濟發展。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韓國等經濟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陸續開展低碳經濟政策的研究。

　　 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方面起步較早。巴黎高等政治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勞倫斯?蒂比亞納教授在本次會議上介紹說，1996年歐盟首腦會議就提出把溫度升高2攝氏度定為氣候變暖的最大上限目標。她說，目前歐盟的低碳發展政策主要有3大支柱。一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這一體系由歐盟和成員國政府設置并分配排放配額，目前覆蓋了該地區30％到50％的工業和能源行業。二是2008年通過的《氣候行動計劃：變化世界中的能源》。這一攬子能源和氣候變化政策明確了歐盟2020年低碳發展的目標：在1990年的基礎上至少削減20％的溫室氣體排放（如果其他發達國家承諾減排目標，可減排30％），能源消費中可再生能源比重增加到20％，提高能效將能源消耗降低20％。三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法規。

　　 獨聯體國家跨政府合作組織專家拉麗薩?盧班介紹了俄羅斯目前的碳排放情況和應對舉措。她說，俄羅斯政府多次強調要減少工業和交通運輸行業的排放，而且對各種廢棄物要有效地實現循環利用，同時鼓勵利用最新的技術來實現這些目標。

　　 韓國氣候變化大使鄭來權說，韓國的目標是到2020年實現碳排放總量減少30％。節能減排被視為新的增長點，在綠色經濟發展中，政府希望起到根本的推動作用，另外也需要跟其他國家的廣泛合作。鄭來權表示，根本哈根協議中談到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快速啟動資金，韓國政府已經在2008年做了這樣的資金啟動，“我們啟動了兩億美元的資金提供給越南、內蒙古等國家和地區的東亞氣候合作伙伴，支持了一些非常具體的項目，包括智能化低碳城市、一體化水資源管理、低碳電力、林業生物制以及固體廢棄物的處理等。”

　　 由于同美歐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基本國情和實際差別很大，所以印度對低碳發展有著不同的理解和道路選擇。印度能源與資源研究所能源環境政策部副主任瑞圖?馬圖爾說，從長期減排的角度來說，非常清楚的一點就是有必要減少碳排放，但目前印度還沒有法律方面的目標。她說，印度政府面臨著諸多發展目標，比如降低貧困率。印度還有4億人根本用不上電。面對能源短缺，印度政府的重點是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來滿足未來能源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