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污這道難題，在我國仍然客觀存在，并且形勢還很嚴峻。

　　從宏觀來講，治污之難與我國經濟發展結構有關。就拿工業污染來說吧：工業關系國家經濟命脈，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財政收入的重要源泉、工人工資的基本保障。然而，工業污染問題也很嚴重：工業產生的污染物種類繁多，結構復雜，有些即使總量不大，但是毒性很大，對環境的破壞力很強。并且，它還具有剛性和慣性，若要一下子清零工業體內的“毒素”，不是很現實。

　　從微觀來講，工業企業治污沒有原生動力。一般來講，企業追求利潤，而治理污染會增加成本，縮減盈利。促使其改變的力量必然來自外部,一是來自市場競爭標準的改變。當環保逐漸成為工業企業競爭的標準，將來那些仍以犧牲環境換發展的“臟企業”，必然會被淘汰。二是來自政府監管有力、激勵有效。   

　　需要警惕這樣一種說法：工業企業污染監管過嚴，會導致企業成本增加，生存會出問題。在目前的技術條件和政策環境下，這不是必然的。通過創新技術就能實現資源、能源、原材料的循環利用，化廢為寶，也能賣錢；而且現在的治污技術成本已有所下降，企業可以找到適宜技術。成本增加有限，不會危及生存。

　　因此，要治污，監管的“金箍棒”和激勵的“胡蘿卜”，一個不能少。污染環境的收益遠超過懲罰成本，同時也超過激勵措施所帶來的收益，企業就沒有治污的壓力和動力。

　　治污，歸根結底，還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　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