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新能源的技術革命也存在著諸多變數。例如，業內預期晶體硅電池的轉換率在最近幾年可從17%提高到20%，如采用一些新技術和新材料之后，這一效率甚至可提高到30-50%。

　　而太陽能電池的轉換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其成本將下降7%。試想，一旦未來光伏領域出現突破性的技術革新，其成本大幅下降至與火電同價甚至低于火電成本，由此所激活的市場容量將是“無限大”。屆時，今日強抑之產能會否又成明日發展之瓶頸？

　　最后，新能源還具有不容忽視的戰略價值，其可能成為未來全球分工大重組的關鍵砝碼。有跡象顯示，美國可能借本輪新能源革命完成一個新的能量通貨體系的構建，后者將改造美國的能源需求和整個生產體系，引發電力、IT、建筑、汽車、新材料、通信等多個產業的重大變革和深度裂變。

　　顯然，上述這些特性都不是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所具備的，也決定了新能源未來必將走出一條與傳統產業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對新能源“量體裁衣”，更針對性地定制調控方案和目標——例如，先公布產業規劃和行業標準，再據此決定調控的進度。

　　另一方面，還有必要對新能源產業中兩種不同的“重復建設”加以區分。就市場經濟而言，市場上只有一個主體那是壟斷，一個以上才是競爭，而一個以上也就是重復。顯然，重復建設本身是市場競爭的產物，即所謂的“市場性重復建設”。

　　但在中國，由于受GDP驅動，政府還會動用財政或通過其直接控制的國有企業，進行重復性投資。這種“行政性重復建設”才是真正致命的，也是最需要調控的。

　　從此次被點名的兩大新能源產業來看，上述兩種不同的“重復建設”都同時并存，如果不加區別一概棒殺，會否也同時扼殺了市場競爭的因子，給利益集團的壟斷埋下隱患？

　　對新能源調控還需辨證施治。     記者 陳其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