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祥的事情當屬橫刀立馬的阿肯色州民主黨參議員布蘭奇·林肯日前升任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明年將面臨連任選戰的林肯稱，眾議院的總量限量及交易法案“絕對不可能(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對《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在參議院遭遇的重重危機，《紐約時報》日前撰文稱，僅僅有關于可再生能源的相關立法并不夠，因為這或許將導致美國“在與環境的賽跑中失去寶貴的時間，在與新清潔能源的比賽中失去優勢，并且將喪失在今年年底舉行的第二輪全球氣候談判中的領導權”。

　　也有人指出，在環境和能源問題上，美國應該采取國際性的協調行動，而不應采取單邊舉措。很多環保專家認為，美國此法本身固然是進步，但不能過分夸大這種進步性。例如，美國到2020年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而國際社會的減排目標是以1990年為參數的，如果同比進行換算，這僅相當于在國際社會公認的1990年基礎上減排4％，這與歐盟在此基礎上減排20％的承諾差距很大。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評估報告曾提出，在2020年以前使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25％至40％。美國作為碳排放第一大國，其減排承諾與其身份地位相差甚遠。究其原因，當然有美國政府防止在經濟危機時期因減排而減少就業機會、削弱經濟競爭力等因素的考慮，同時利益集團、政黨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

　　各方利益博弈

　　決定法案進展

　　與長期以來久拖不決的醫療改革一樣，新能源法案最終能否通過，顯然是美國國內各派勢力之間較量與妥協的結果，必將造成幾家歡喜幾家憂的結局。在當前美國正就醫改方案爭論不休之時，美國參議院在年底前通過《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的難度可想而知。

　　鑒于美國這樣一個內政與外交密不可分的超級大國，其能源政策同樣影響到美國的外交政策。雖然國際社會普遍敦促和呼吁美國政府采取更具建設性的氣候政策，但是奧巴馬政府由于受制于內政因素的掣肘和保持美國國際競爭力的考量，在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之前，美國政府的與氣候政策有關的能源政策推進必將是一個漸進的、充滿利益博弈的過程。

　　美國的能源氣候政策問題實質上也是國際氣候博弈問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標志著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邁出重要的一步，必將對中國這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更大的減排壓力。因為在對待發展中國家減排義務方面，奧巴馬政府與布什政府的立場基本一脈相承，那就是意欲淡化、回避1997年《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公平性原則以及具有廣泛國際共識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并希望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較高的、明確的、可驗證的減排任務。

　　雖然奧巴馬在剛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建議富國向最貧窮以及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財力和技術支持，但并無具體承諾。這表明美國的能源與氣候政策本質是為了提升其自身國際競爭力，而不是解決世界環境問題。

　　(李慶四，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長期研究美國政治與外交以及中美關系；孫海泳，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碩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