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闞海東介紹，對PM2.5研究來說，無論是世衛組織的指導值還是美國的標準，最關鍵的基礎性研究都是基于美國兩個經典的前瞻性隊列研究，即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國癌癥協會（ACS）研究。

　　1973年底，哈佛大學在美國東部6個城市，選擇了8000居民，對大氣中PM2.5濃度對居民死亡的影響進行了14-16年的跟蹤觀測。后來，美國癌癥協會研究人員收集了16年的資料，涉及50萬美國人死亡原因風險的數據，發現空氣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

　　可見，世衛組織指導值來源于美國研究，“盡管中國目前采用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值，但該建議值應用于我國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闞海東稱，“首先，中國大氣中的PM2.5濃度和成分與美國存在一定差異；其次，中國居民對PM2.5的易感性（年齡結構、遺傳差異等）也有差別，如歐美國家高齡老年人口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應會高于中國。

　　“我們應該學習世衛組織制定指導值的方法，而不是簡單地應用它的數值。我們要基于自己的PM2.5研究來制定適合中國版的PM2.5空氣質量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并沒有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值。2006年，他們修訂了PM2.5的標準，即年均值和日均值分別為15微克/立方米和35微克/立方米，也未達到世衛組織的指導值。

　　“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環境問題，但實際上也是經濟問題，抑或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總之，這是一個綜合體，不再是單一問題。” 有經濟專家分析，“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西方發達國家都處于后工業化時代，中國等新興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的發展時代，面臨的環境壓力要大得多。希望當今快速發展中的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有一樣的PM2.5低濃度，似乎不太現實。”

　　中國完全有條件自主制定標準

　　“我們需要自主制定標準，但目前缺乏這種技術儲備。”闞海東分析，“原因有二：第一，我國尚未開展針對PM2.5的系統監測，PM2.5在大氣環境中的底數不清。譬如，濃度是多少，成分是什么？主要來源是什么？我們需要弄清自己的國情，不能是一本糊涂賬。第二，盡管中國已有部分學者進行了PM2.5的初步研究，但缺少類似于ACS的前瞻性隊列研究，無法像ACS一樣提供對健康產生顯著影響的PM2.5濃度范圍下限及對應的健康風險。”

　　在去年底召開的第七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大會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公布了PM2.5監測時間表，全國將分“四步走”，直到2016年推廣到全國。也就是說，在“十二五”末，中國將全面鋪開對PM2.5的監測。

　　闞海東表示，“只要統籌利用環保部門環境監測網絡、衛生部門行為危險因素監測體系和死因登記系統，我國完全有條件開展自己的PM2.5前瞻性隊列研究。同時，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為此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

　　闞海東呼吁，"十二五’末，我們要鋪開對全國的PM2.5濃度監測。希望‘十三五’期間啟動我國大氣污染健康影響的前瞻性隊列專項研究，為未來自主制定PM2.5標準提供最重要的科學依據。否則若干年后，我們恐將面臨自主制定PM2.5標準時缺少本土科學依據的尷尬局面”。

　　中國能否在PM0.1上占據先機？

　　“中國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監測范圍的進程并不慢。” 闞海東表示，“美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了PM2.5研究，但真正成為國家標準則歷經了20多年。而中國PM2.5研究則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到2012年納入國標，進程也很快。”

　　“十一五”期間，空氣污染治理中主要是“脫硫”；“十二五”期間，將增加“脫硝”。闞海東說：“脫硫和脫硝，都會降低PM2.5濃度。空氣中污染物顆粒越細，治理難度越大。比如說建筑工地揚塵，通過各種管理措施就可以控制，但對PM2.5這樣的細顆粒來說，控制起來難度就越大，需要我們環境科學技術的進一步提升。”

　　“PM2.5第一來源是化石燃料的排放燃燒，第二是機動車尾氣排放。冬季北方供暖用煤將不可避免地產生PM2.5，像北京大部分采用天然氣供暖就減少了這種污染。公眾關注PM2.5的背后還是空氣質量，但降低PM2.5濃度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但只要政府下決心就一定能做到。譬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北京PM2.5濃度下降了近一半”。

　　闞海東說：“最近，國際上又開始關注空氣中更微小的污染物顆粒PM0.1。說不定過了8年、10年，這又是一個炒作的熱點。我們最好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開展其來源、時空分布、暴露特征、機體生物效應和健康危害的深入研究，以免重蹈PM2.5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