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具體到《環保法》對政府約束的缺陷，主要體現在什么地方？

　　王曦：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政府不僅是環境管理者，而且是經濟建設的規劃者、投資者和招商者。換句話說，政府不僅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如果政府在招商引資、規劃和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沒有充分考慮環境資源的外在約束，就會做出很多短視的決策，或者在執法上消極懈怠或不作為，從而淪為環境問題的主要制造者。

　　回顧近年來頻遭曝光的一些污染事件，可以發現背后都有政府的身影。例如安徽等省的血鉛污染事件，是由于當地政府招商引資引進污染型企業，又沒有嚴格管理、及時搬遷周邊群眾，以至于釀成悲劇。

　　因此我們建議，法律應當切實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否則政府也會成為間接的污染制造者和環境侵權者。

　　建議恢復環境聯席會議

　　《21世紀》：在你的分析中, 政府成為環境問題的制造者,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各個部門之間缺少協調機制,那么,你認為應當如何設置這種協調機制?

　　王曦：從前，各個部委之間存在一個不定期的聯席會議，部門之間遇到職責沖突，通過這個聯席會議來協調解決。后來因為機構改革就把這種聯席會議取消了。我們建議，在修改《環保法》時，應該恢復這種聯席會議，而且將這種聯席會議從中央層面擴展到省級層面。

　　其次，我們建議國家和省級政府層面設立非政府的環境咨詢委員會。這個咨詢委員會可以列席國務院和省級政府的環保聯席會議，它的任務是參與并在一定程度上監督政府有關環境問題的決策，為政府的科學決策服務。

　　《21世紀》：由于環保系統不是垂直管理，地方環保部門受當地政府部門領導。對此，有無對地方政府約束的機制？

　　王曦： 首先，我們可以在大型項目的規劃和投資上對地方政府進行制約，把地方政府遵守和實施環境資源保護法律的情況作為審批的條件。

　　其次，我們可以推廣“約談制”。國土資源部為了保護耕地，可以對省長約談。這個做法，完全可以用到環保領域來。如果環保部發現地方的重大決策對環保有隱患，就可以請當地政府的負責人來談一談。

　　第三，就是將行政限批的手段提高到《環保法》的層次。所謂行政限批，是指如果一個地區、流域或者行業頻頻出現嚴重違反環境資源保護法律的事件，以至于環境問題十分嚴重，則環保部門有權暫停這一地區、流域或行業的所有新建項目的審批，直至它們完成整改。如果法律上對它加以確認，則它就具有更大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