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日本的強硬表態反應出什么問題？

　　記者：目前，氣候談判進程陷入僵局主要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還沒有達成一致。譬如，發展中國家要求應當堅持“巴厘路線圖”的授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雙軌談判機制。發達國家由于歷史責任以及其目前所處發展階段和擁有的能力，必須率先進行大幅量化的減排。同時，要拿出足夠資金、技術，幫助在氣候變化中的受害者——廣大發展中國家來應對氣候變化。

　　而發達國家不僅經常提出“單軌制”的論調，推卸其本應承擔的責任，而且在提供資金方面，也要求發展中國家提高所謂的“透明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三可”原則，而這一做法使得發展中國家擔心自己主權可能受到損害。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無法在這些彼此最關切的問題上減少差距，氣候談判的進程就很難在實質上取得進展。這也就是為什么《京都議定書》將于2012年到期，然而到目前為止，各方依然無法形成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來替代《京都議定書》。主持人。

    日本的表態代表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態度

　　主持人：的確，日本的這種強硬態度，反映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問題上的矛盾。雖然坎昆會議在舉行前已經不被看好，與會各方認為這次會議難以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但是這次日本公然反對《京都議定書》還是成為眾矢之的。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日本這種表態？下面我們連線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氣候問題專家王瑞彬先生。王先生，日本為什么會宣稱永不承諾減排目標？

　　王瑞彬：日本的表態代表了目前參與談判的大多數的發達國家，或者說主要發達國家的態度，也就是在未來的國際減排承諾上，推卸自己的責任，我們可以看到，首先，以前參加京都議定書的減排承諾的發達國家，或者說工業化國家，很多事實上在作出承諾之后，到目前為止不能完成自己的減排承諾，減排目標不僅僅是沒有達成，反而還出現一種排放量繼續增加，甚至超過原先做承諾時的排放量，日本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還有一點，以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出現了一種情況，就是經濟復蘇非常乏力，再說，對于日本來講，也沒有這樣強烈的意愿繼續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減排義務。

　　國際氣候談判前景堪憂

　　主持人：那么日本的表態會給當前的國際氣候談判帶來什么影響？

　　王瑞彬：總體來講，這種結果應該是很負面的，首先我們來看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的前景在日本的表態下是籠罩了一層陰影，在日本的明確表態之外，可以看到，目前只有歐盟對京都議定書的前景作了一個有條件的承諾，另外，作為俄羅斯來講，也是附加了自己的條件，俄羅斯期望在原有的京都議定書京都機制之下的排放權能夠保留，在這個前提之下，才可能做出進一步的承諾，同樣我們看到澳大利亞等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比較消極，所以說，這么多京都議定書的締約方，而且是做出明確減排承諾的發達國家對京都議定書不再明確表示支持，京都議定書的前途是令人擔憂的。

　　另外，從整個國際氣候談判進程來看，應該說是一種打擊，也是一種挫折，因為京都議定書可以說是國際氣候談判啟動以來的第一個氣候條約，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責任義務做出了明確規定的國際文件，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如果這個文件在當前的國際氣候談判進程中遭到拋棄，那么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很難再獲得類似于京都議定書這樣一個談判成果，以前國際社會所期望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綜合的全面的國際氣候協議的達成，恐怕就更為困難。所以總體來講，還是比較負面的。

　　主持人：好的。或許現在要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不容易，但是坎昆會議的舉行可以讓人們產生一種期待：這次會議和將來的會議都將讓政界和公眾關注各國采取了哪些減排行動，以促成清潔能源的應用、減少森林砍伐并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中國外交部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黃惠康12月1號再次表達了中方的立場。他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是長期國際氣候談判凝聚的共識。如果有的國家借口《議定書》制定后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要推倒重來，那是倒行逆施，是發展中國家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國際社會不愿看到的。(記者 國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