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訴諸法律訴訟之前，對于誰來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訴訟，番禺區人民檢察院和環保局有一番小“推讓”。

　　羅安民回憶說，番禺區人民檢察院提出，環保部門作為環境管理者，掌握了采集證據的技術手段和監測工具，在訴訟過程中承擔訴訟舉證責任時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而環保局認為自身是行政管理機關，擔當著做出、執行決策的職責，如果再代表公眾起訴污染企業，似乎有運動員和裁判兼于一身之嫌。

　　在一番深思熟慮和充分論證后，雙方決定借鑒全省第一宗環境公益訴訟的做法，由番禺區人民檢察院代表國家提起訴訟。

　　“染整廠排放污水污染的蝦導涌水域屬于國家所有的水資源，那么由檢察院擔當原告不但有法律依據而且切實可行。”思路一旦確定，今年3月31日，番禺區人民檢察院正式向廣州海事法院起訴，并最終贏得這場官司的勝利。

　　采訪中，記者問道，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將維護環境權益求助于公益訴訟，會不會增加環保部門的工作量？如果群眾或社會組織濫用訴權，又會不會造成工作負擔呢？

　　羅安民坦言，最初決定進行公益訴訟時也曾有過顧慮。但他也表示，打這場官司的初衷，就是希望在促成環境公益訴訟往前發展的同時，讓那些污染嚴重的企業受到法律的制裁，從而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促進環境執法的力度。

　　同時，他告訴記者，廣東省兩例環境公益訴訟案的勝訴，對于維護環境利益的公眾和組織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據他了解，番禺區人民檢察院正在總結經驗，希望通過司法上的實踐和探索，能為提起公益訴訟的個人或組織，提供經驗上的支持和幫助。今后他們將鼓勵更多的律師和社會組織，以訴訟主體的身份，積極參與環境公益訴訟案件。

　　取證

　　專業人才＋專業技術

　　確保證據確鑿有效

　　公益訴訟的思路確定下來后，證據的問題便凸顯出來了。盡管在確定染整廠為污染源時，番禺區環境監察大隊的工作人員便在現場即時采集水樣，初步確定了污染事實的存在，但要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這些顯然遠遠不夠。

　　番禺區環保局監督科的工作人員介紹說，接到群眾投訴反映后，區環境監測站分別在東泰廠偷排口和河涌排水口抽取廢水進行了監測，監測項目包括pH值、CODcr、氨氮、色度和硫化物等，結果顯示工廠偷排污水COD超過《水污染排放限制》第二時段一級標準值2.66倍，色度超標20倍，重金屬超標62倍。

　　而要向污染企業提出民事賠償要求，就必須對其污染行為造成的環境經濟損失進行評估。為此，番禺區人民檢察院又委托區環境科學研究所出具了《量化分析報告》，報告對染整廠排污所造成的環境損害進行了科學的量化研究，其水質模型模擬與監測結果相互印證，表明此廠的違法排污與環境損失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并對具體的環境經濟損失總量進行了評估，認定損失和費用合計在6.25萬元以上。

　　“在庭審時，檢察院向法院提供了詢問筆錄、調查筆錄、現場檢查筆錄、環境監測結果和現場取證照片等，法院認為這些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予以采信。”羅安民表示，充分完整的證據成為勝訴的關鍵因素之一。

　　羅安民說，控告污染企業需要很高的技術要求，作為普通公眾的個人或社會組織，缺乏相應的技術手段和監測工具，無法獲得充分確鑿的證據。而作為環境管理者的環保部門，則可以通過現場檢查、取樣監測等途徑發現企業的環境侵害行為，并收集證據；同時，環保部門擁有采集證據的技術手段、監測工具和專業技術人才，能順利有效地采集證據。

　　縱觀案件的全過程，不僅在證據的要求、調查取證的合法性上，在訴訟主體的確定、損失結果的認定、侵權責任的認定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