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21家環保組織發出綠色倡議的時候，馬軍認識到，不論是推動消費者進行綠色選擇還是推動企業去管理供應商，都是很艱巨的任務。“對于消費者，NGO需要要有動員的能力，而一家機構很難做到去動員消費者，在企業的方面，很多企業不愿意面對供應商的環境問題，這就需要NGO共同努力。”馬軍表示。

      在具體的工作當中，經常面臨來自企業的壓力，而NGO共同行動就能增強NGO抵御壓力的能力。馬軍說：“當企業通過種種關系要求刪除黑名單的時候，這需要34家組織一致同意，這樣一來，來自企業方面的壓力就能分散一些，NGO也能承受住，而果如是單個的機構就很難承受。”

      當然，34家NGO聯合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協調工作就有相當的難度。“我們34家環保組織走到一起的條件就是信任，這種信任是在長期的合作互動中形成的。”馬軍說，“大家對某個問題一致認可，各自相互的信任，這樣就比較容易達成一致，不然協調很困難。”

      從發布第一期報道到現在的第三期，這34家機構當中已經有10家機構具體地參與到實際的工作當中。“將來的協調工作會比前期更復雜。”馬軍說，但是，馬軍希望這種聯盟形式不但能延續下去，而且能夠進一步實質化，以推動企業承擔他們的環境責任。

      企業從抵觸到對話

      一直以來，企業與NGO的關系更多的是資助者與被資助者的關系，企業資助NGO做項目，或許這個項目與企業毫不相關，最后企業將整個資助的項目寫進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

      但是，在馬軍看來，企業社會責任需要邁向更實際的方面。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如果給環境和社區帶來影響，那么企業首先應該在生產經營方面降低對環境的影響，至少要做到對環境污染的控制，基于此，環保NGO開展了對企業環境表現的監督。

      “這樣一來，我們和企業的關系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我們變成獨立監督的一方，我們所做的工作不再是與企業不相關的公益項目，而是與他們的生產經營活動所帶來的影響直接相關。”馬軍表示。

      如此一來，有些企業就不太適應，包括一些曾經資助過NGO的企業，就更加不適應。“這29個企業中就有這樣的企業，他們的私募基金會也資助過NGO，而他們出現在污染企業名單當中時，前期他們很不適應。”馬軍說。“但是他們了解到情況后，也還是和NGO進行了后續的溝通，我想企業有個適應的過程。”

      馬軍表示，企業應該明白，企業資助NGO并不意味著它就可以免于社會監督，“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相互溝通的過程中增加了解和理解，目前企業對NGO的信任程度有限，雙方的信任有限，NGO和企業之間有個增加信任的過程，那么NGO的出發點他們會更加的明了，我們的出發點是純粹的環境的出發點。”

      34家NGO將有污染的企業曝光之外，NGO還重視企業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最開始發現問題后，企業表現比較急迫，一旦了解到有解決問題的途徑，企業還是愿意平復下來，沿著流程去解決這些問題。”馬軍說。“從一開始的不理解，到消除誤解走向理解，共同推動問題解決，這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目前，與這34家NGO開展合作的企業在逐漸增加，這推動了有污染記錄的企業來做出解釋和說明。現在有290家的出現過環境問題的企業對他們的問題做出了解釋和說明，并提出了整改的計劃和行動。

      馬軍希望“IT產業重金屬污染調研報告”盡快有個完結篇，“如果企業都開展污染治理，建立了環保體系，和NGO的互動走向機制化，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出報告了。但是現在還得繼續跟進，直到問題完全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