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從實用主義到泛政治化議題

　　現實生活當中，環保先是一種理念，對人們的行為構成道德上的約束。接下來環保成為某種消費，綠色蔬菜、環保材料大行其道，變成形而下的實用主義范例。

　　而當零和游戲上升到政治權力層面，當技術應用變為判斷國家環保意識的標準時，環保走向了泛政治化的道路。

　　環保主義綠黨在歐洲一時間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上臺簽署的第一個文件，就是批準《京都議定書》，而奧巴馬推動《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也儼然被視為他的政治生命中的重要工作。朱棣文、駱家輝所鼓吹的“碳關稅”則基本上在借環保的名以對抗整個國際自由貿易體系。

　　從大框架來說，全世界已經認識到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并已經初步確認氣候變化的基本原因是人類活動過量排放溫室氣體。但是在具體的細節問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既有人認為將罪魁禍首歸咎于美國的汽車輪子，也有人認為食草動物應當負有責任，因為它們排出了太多的甲烷氣體。然而上升到一個國際視角來觀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究竟應該在氣候變化這個問題上分配多大的責任和義務，才是如今亟待解決的問題。

　　1997年簽署的《京都議定書》幾乎可以看做是一個失敗的例子。在最關鍵的減排問題上，它受到了美國的抵制。在發達國家眼里，《京都議定書》又沒有規定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義務。近年來飛速發展的“金磚四國”以及其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受減排約束，發達國家認為有失公平。何況到2008年，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已經超過當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一半。環保的泛政治化，現在已經集中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責任分配上。

　　哥本哈根：全球氣候政治的節點

　　2009年年底即將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將要出臺新的國際協議，以替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各國代表正在緊張磋商和談判當中。

　　按照目前初現的共識，美國應當將自己的碳排放總量在2020年時從1990年的基礎上削減25%~40%。但即使是奧巴馬力推的這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也只規定了相當4%的縮減額。這個縮水版的環保方案目前還生死難料。

　　在美國因素之外，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數額如何規定，也成了目前爭論的焦點。“假如哥本哈根會議未能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和義務達成一致，人類為氣候變化而做出的努力將被浪費。”2009年年初，荷蘭環境大臣克拉瑪女士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綠色和平組織北京負責人楊愛倫在記者面前重申了同樣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