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的醫學科研機構針對其垃圾焚燒廠也做過多次調查，結果是垃圾焚燒廠職工體內的二英濃度確實普遍較高。由于垃圾焚燒產生的二英90%多都被截留在灰塵中，清理灰燼的職工體內的二英濃度就更高。但這些職工的身體狀況并無顯著變化。

　　今年夏天，第39屆國際二英大會在中國召開，這是該會議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據王維平介紹，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和恐慌，這次大會未允許媒體采訪。他得到的信息是：二英在環境中的遷移(從氣態到固態到液態)，以及進入人體的傷害機理，在人體內的代謝過程，都還沒有搞清楚。

　　據二英研究的泰斗級人物鄭明輝介紹，二英進入人體的主要途徑是通過食物鏈，而非空氣。確實，世界上的二英事件都是源自食物含有高濃度二英。“所以，這一地區所產的食物不要食用，尤其是魚類、奶類。”聶永豐說。

　　垃圾焚燒在啟爐和停爐過程中，由于溫度進入二英產生區段(320攝氏度~820攝氏度)，難免會產生二英，所以要從時間上盡可能縮短這一溫度區段。而在這個區段之外，二英的產生量極微，即便如此，也會由復雜的煙氣凈化系統來控制。“二英不是不產生，也不是不能控制。”王維平說。

　　而另一方面，也并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生活在垃圾焚燒廠周邊必然會患有疾病。“生活在垃圾焚燒廠周邊的人群并不比其他人多吸收多少二英。”聶永豐說。

　　人們出于對二英的恐懼而反對在居住地建設垃圾發電廠，這是個全球性問題。在美國，一般會通過給予垃圾發電廠周邊一定程度的福利政策來安撫當地民眾，比如免費給周邊民眾供電、供暖。

　　由于垃圾焚燒是產生二英的主要途徑，如果控制得好，垃圾焚燒可以維持在國家乃至歐盟標準之內；如果控制不好，則可能產生大劑量的二英。因此，對垃圾焚燒廠的監控與管理就顯得至關重要。

　　焚燒不可能消滅垃圾

　　前不久，國際知名的化學科學雜志《Chemosphere》發表了論文，題目為《中國市政固體廢物焚燒廠的二英/呋喃排放》。作者是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研團隊。在我國極度缺乏二英數據的情況下，這份調查顯得彌足珍貴。

　　目前，中國50多個大中城市有大約100家垃圾發電廠。而在調查的19個樣本中，16個樣本的二英排放達到國家環保部目前的標準，即不超過1.0；只有6個樣本達到西方普遍采用的歐盟排放標準，即0.1。較之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市政垃圾焚燒廠都能達到歐盟標準，中國的市政垃圾焚燒排放控制還有較大差距。

　　“最近五六年，垃圾焚燒發電廠大都達到標準了，除了那些國產的火爐、土爐之外。”聶永豐很不理解為什么人們懼怕現代化的垃圾焚燒發電廠，而對遍地皆是、危害無窮的土爐垃圾焚燒無動于衷。就在民眾群情激昂的番禺，現在仍有5座垃圾焚燒土爐在使用，它們產生的有毒物質比起現代化的垃圾焚燒發電廠要多得多。

　　據聶永豐介紹，廣東南海就是一個垃圾處理方式演變的典型，從最初的垃圾隨意堆埋，到村村鎮鎮小土爐，再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建設現代化的垃圾發電廠。“南海做得很好，他們的垃圾發電廠就建在大學城旁邊。”聶永豐說。當地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也比較順暢。

　　但是，垃圾焚燒即便在技術上可控，在實踐過程中，對于高水平管理的依賴也讓人難以放心。“有時候我也不放心，地方政府也不是真正都聽專家的。”聶永豐說。對于民眾的擔憂，他表示理解。

　　我們多產出了多少垃圾

　　中國的大都市不少都面臨垃圾圍城。北京現在的垃圾總量年增8%，垃圾處理設施正在超負荷運行，據稱垃圾填埋量相當于每年占掉500畝土地。上海、廣州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其實，“垃圾圍城”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1983年，簡單的填埋方式，導致北京三環路與四環路的環帶區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為突破重圍，北京市花費了23億人民幣。

　　而眼下情況更為糟糕。據一項最新統計，中國600多座主要城市每年垃圾生產有1.6億噸，這些城市已經堆放或者填埋各種垃圾80億噸，垃圾堆累計侵占土地達到5億平方米。

　　王維平隨手拿起一個垃圾筐：“你看看，這里面有多少垃圾是包裝物？”在那個垃圾筐內，除了幾張廢紙外，幾乎全是包裝物。

　　“城市垃圾按照體積單位來衡量，77%都是包裝物。”王維平說，在國內，一個月餅的包裝就有八層之多。如果能有效“限制包裝”，北京每天產生的垃圾量將減少12%~17%。

　　但我國并沒有《包裝法》。2008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的《循環經濟促進法》才明確了限制包裝，但仍未作出具體規定。唯一的實際成果是由發改委牽頭，從2008年開始的“限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