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每個人、每座城市每天都在產生垃圾，垃圾日漸成山，大有圍城之勢，而垃圾焚燒發電卻步履維艱。只是，難在哪里？有何良策？前景幾何？
中投顧問發布的《2017——2021年中國垃圾發電行業投資分析及前景預測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我國衛生填埋場數量約1800座。隨著垃圾填埋場庫容臨近限值，以及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開始關閉填埋場并在原址建設垃圾焚燒廠，進一步釋放垃圾焚燒行業的市場空間。
根據國務院此前印發的《“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提出，“十三五”大中型城市將重點發展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技術，鼓勵區域共建共享焚燒處理設施，到2020年，垃圾焚燒處理率達到40％。業內專家普遍認為，“十三五”時期，我國垃圾焚燒發電將迎來大發展，但垃圾焚燒發電也面臨一些待解問題。
國家可再生能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理事長張平認為，目前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由于垃圾分類較差導致垃圾熱值很低，焚燒時需要添加大量燃料（煤炭），導致發電成本大幅度提高，一些垃圾發電廠甚至演變為以煤為主，淪為小型火電廠。最重要的是，焚燒高含水量的垃圾增加了有害氣體排放量。此外，一些垃圾發電廠方為了利益，未投入足量的柴油等助燃劑，以控制成本，結果導致爐溫不達標；加入活性炭也是擺設，因為使用活性炭的成本更高。這些為我國垃圾發電發展制造了障礙。
此外，選址難、落地難、監管難成了推進垃圾焚燒行業的最大難題。此外，民眾缺乏權威案例來打破“不信任”的心結。同時，行業低價無序競爭且整體水平不高，都使企業的可持續性經營備受挑戰。說到底，就是鄰避困境難題未解。因建設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嚴重阻礙了我國垃圾焚燒發電的推廣進程。
“目前，我國垃圾焚燒廠的需求是很大的，按照2016年的數據，我國人均的焚燒能力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今年有十多個地方都在發生群體性事件，怎么看待這個問題？”住建部市政公用行業專委會成員、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徐海云說，最大的問題是監管，目前國內總體來看，環保監管有名無實，實際沒有監管；住建部門監管是有責無力，你弄兩個人在焚燒廠里能夠監管什么！當我們科研機構熱衷于搞二惡英在線監測的時候，實際上最基本的爐溫監管等卻沒有做到，這好比不搞“財產公示”，卻熱衷于“思想匯報”。因此，加強監督監管對破除鄰避困境以及垃圾焚燒難題有著不容小覷的作用。
問題歸問題，進步同樣不容忽視。實際上，我國垃圾焚燒發電技術經過近30余年的發展，垃圾焚燒爐、余熱鍋爐、汽輪機、發電機、煙氣處理系統等核心設備均已實現國產化。截至目前，全國已投運246個項目，并已建成了光大南京、成都祥福、北京高安屯、佛山南海等一批典型項目。
在技術國產化的基礎上，國家政策毅然發力。按照《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作的意見》的要求，我國垃圾焚燒裝置將構建“鄰利型”服務設施。在落實環境防護距離基礎上，面向周邊居民設立共享區域，因地制宜配套綠化、體育和休閑設施，實施優惠供水、供熱、供電服務，安排群眾就近就業，將短期補償轉化為長期可持續行為，努力讓垃圾焚燒設施與居民、社區形成利益共同體。變“鄰避效應”為“鄰利效益”，實現共享發展。
今日在發達國家，大家很自信地認為建造垃圾焚燒廠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因為它有效地減排二氧化碳。比如，日本東京垃圾焚燒廠就與居民區很近；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垃圾焚燒廠也是在體育場旁邊；巴黎塞納河邊的地下垃圾焚燒廠，離埃菲爾鐵塔不到2公里。在歐洲，生活垃圾焚燒廠往往還是城市居民的供熱熱源，這是歐盟垃圾焚燒的發展趨勢；巴黎市區3座垃圾焚燒廠的供熱量是整個城市供熱量的50％以上。
可以預見，伴隨行業精細化、智能化、生態化和國際化的發展，“十三五”時期，我國垃圾焚燒發電有望實現進一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