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違法還要偷排原因何在？
　                    　中國環境報記者 張俊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湖南瀏陽告急，江蘇邳州告急，陜西鳳翔告急！

　　3個重大環境污染事件接連發生，其中一個還是跨界污染事件；污染物種類從砷到鎘再到鉛；因污染直接致死兩人，受直接危害的逾千人，受事故污染威脅的達數十萬人之眾；受損失的環境資源、財產則一時難以統計。

　　在這幾起事件中我們發現，肇事的污染企業都是明知會造成嚴重的污染后果，仍然私上落后、污染嚴重的生產設備和工藝，仍要肆意排污；明知環評中有搬遷周邊村民的要求和承諾，幾年沒能做到也照常生產，在幾百個孩子檢出血鉛嚴重超標時，企業仍辯稱:“沒有超標排污”。

　　為什么突發性的污染事件這么多？為什么企業的膽子這么大？是什么讓他們如此肆無忌憚，在造成嚴重的污染后果后仍然如此心安理得、有恃無恐？

　　罪刑相適應本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它要求刑罰的輕重與犯罪性質和情節的輕重相適應。而在環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即使以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定罪，最重的量刑也只有7年。
　　區區7年的刑期能不能與這些企業明知排放巨毒物質，造成數人死亡、數百人健康受損，造成動輒逾千萬元的資源與財產損失的后果相適應和匹配呢？與環境污染犯罪相比，造成類似人身和財產損失的故意傷害罪和侵犯財產罪中最重的量刑都是死刑。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量刑是否合理，又能否對這些惡意違法排污者形成威懾力量？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能否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疇？面對一次次的污染事件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面對企業違法排污的肆無忌憚，我們需要對環境污染的刑事責任進行重新審視。

　　按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和個人賠償損失。”但在發生突發事件后，往往都是政府在扮演救火員的角色。政府出巨額資金、動員大量人力和技術力量對環境進行恢復或減少環境損害，對受損群眾進行賠付和安撫。這時候企業又在干什么，他們又是怎樣在承擔原本應該由其承擔的責任呢？

　　發生污染事件后，政府出面做應急處置固然是負責任和應該采取的措施，但如果事后不向企業追討回這些費用，則是對企業的縱容和對納稅人的不公平。

　　或者有人會說，企業賠不起。從一個獨立的民事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角度來說，即便是賠得個傾家蕩產、關門歇業，也是企業自己的事，其在違法時理應預見到這樣的后果。而事實上，近年來屢屢發生的一些污染事件中，肇事企業往往是賠得很少卻仍然生存得很好。

　　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后果卻不用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難怪企業會“不怕罰”，也難怪會出現“環境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怪現狀。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怪現狀，政府和環保部門力推的環境責任保險也就進展緩慢。

　　環境執法能力不足也是企業膽子這么大的原因之一。在一些突發污染事件中，確實存在環保人員監管失職甚至“貓鼠一窩”的情況，但更多時候，基層環保部門因為環境管理體制和機制的問題，從項目環評、企業上馬、排污收費甚至進企業執法和檢查都要聽命于地方政府，這樣又如何能實行嚴格的監管與執法？

　　目前，我國工業布局結構不盡合理，很多企業生產技術落后、企業管理落后的老污染企業還未轉型，累積型污染尚未清除，一些大膽妄為的“后起之秀”又“揭竿而起”、大膽偷排，造成污染事件頻發。這些事件已經不是個別現象，僅靠事后的補救很難解決問題。

　　因此，要想觸及根、治到本，還要改變環境管理理念和體制，通過立法真正保護公眾的環境權益，對違法者予以嚴懲、施以重典；要進行科學民主的規劃，尊重公眾的環境權益，把公眾引入到共同監管企業的陣營中來；要建立環境資源和排污權有償使用的制度，用嚴格執法和綠色經濟政策，創造公平、良好的經營與執法環境，改變“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怪現狀。

　　只有織就了無情的法網、嚴密的人網，打造出良好的執法環境，營造出公平合理的經濟環境，才能讓偷排者膽怯起來、受損害的少起來、環境好起來。